就变做了看人家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办什么厂，看人家……然而这样“无事忙”的我，偶尔清早期来无可消遣，（这时候，人家都在第一个梦境里，我当然不能去看他们）便也动动笔，二百字，三百字，至多五百字。《豹子头林冲》和《大泽乡》等三篇就在那样的养病时期中写成了。这算是我第一回写得“短”。以前的短篇至少也有一万字光景。在题材方面，我算是改换了，我逃避现实。自然我不缺乏新题材，可是我从来不把一眼看见的题材“带热地”使用，我要多看些，多咀嚼一会儿，要等到消化了，这才拿出来应用。这是我的牢不可破的执拗。我想我这脾气也许并不算坏！
直到一九三一年春天，我的身体方才好些。再开始做小说，又是长篇。那一年就写了《三人行》，《路》，以及《子夜》的一半。本年元旦，病又来了，以后是上海发生战事，我自己奔丧，长篇《子夜》搁弃了，偶有时间就再做些短篇，《林家铺子》和《小巫》便是那时的作品。题材是又一次改换，我第一回描写到乡村小镇的人生。技术方面，也有不少变动；拿《创造》和《林家铺子》一对看，便很显然。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见怎样，在我自己，则颇以为我这几年来没有被自己最初铸定的形式所套住。我在第二短篇集《宿莽》的《弁言》里有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已经发表过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难问题也就是怎样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旁的作家怎样，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尝过此中味道的。
所以当作我的短短五年的文学生涯的“里程碑”来看时，我就觉得《创造》，《陀螺》，《大泽乡》，《林家铺子》，《小巫》等篇对于我颇显得亲切了。《叩门》等三篇随笔因为也多少可以表示我的面目，想起来时也有亲切之感。而我也就以这几篇作为一个选集，应了朋友介绍的书坊的要求。
193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