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和紧张的震度，渐在梅女士心里升高了。她并没有看见什么希望的绿光，也不曾想起过什么具体的将来计划，即使她对韦玉说“我们又可以在重庆相见”，也不过像诗人的灵感那样一瞥，并不是深思熟筹的结果；她仅仅感到有什么变化应该是要来了。不论是好是歹，总之，这沉闷的局面是要爆破了。只这一点模糊的心理上的直觉，便成就了她的心情的亢昂。像半醉的人，她的眼前挂着一片红霞。现实的坎坷，这样地就熨平了。
似乎期待着什么必然要来的开展，她只望日子过得快些。
她曾经叮嘱韦玉到重庆后便写信来，要详细地记述成都到重庆的路程。这封信终于在盼望中送到。但是三天后又来一封，十分不巧，恰被柳遇春看见了。信是短短的半张纸，只说路上辛苦，忽然病倒，十分寂寞。柳遇春沉吟了一会，看着梅女士的面孔说：
“韦表弟的身体太不中用了。我正要派人到重庆去办货，就叫他到团部走一趟，替我们问好。不买些东西送给韦表弟么？”
梅女士懂得这些干涩的话语里藏着什么用意，她忽然焦躁起来了。她并没回答，却匆匆地写了几行，就交给柳遇春：
“回信也带了去。买东西，随你的意思罢。”
那天下午，梅女士去看望父亲，后来在自己的小房间内惘然站了几分钟，冷笑一下，便回到柳家。
天气斗然燠热了，梅女士常常是毛骨耸然打冷噤；她觉得自己的前后左右有许多侦伺的眼睛。柳遇春回家的更频繁，似乎也证实了梅女士的疑虑不是无根。六月已到尽头，梅女士所期待的什么变化或爆发，还是连影踪也没有。韦玉却又来了一信。他仍在病中，但给他痛苦的，似乎不是病而是变态的心情；他那信里充满了怨艾的话语，从未有过的对于梅女士的怨恨。结尾的几句是：“从前想死，现在要活了！要活！天天只有一句话在我心头盘旋：在重庆，我们又可以相见！天天却不见你来！你骗了我！只要再见你一面，我死也甘心；你是不来了罢？我回成都来看你！”梅女士将信纸撕得粉碎，狂怒地咬自己的嘴唇。
她扑在床上，心里反复自问：我骗了他么？我骗了他么？
过去的一切又从头勾起。她回顾自己的生活，好像是一幅印坏的套板画，什么都配错了位置。为什么从前韦玉要那样畏葸，那样否定了自己生活的权利？而现在忽又这样的积极？“因为这都是爱”，梅女士只能作如是想。
于是她恍惚记得自己似乎确是曾和韦玉约过在重庆相见，可是不知怎地又骗了他；现在他病中要赶回来，怕不会送了命么？一句久埋在尘封的记忆中的话蓦地跳到梅女士的意识上：“我满心要做一些有益于人的事，然而结果总是相反；我就是这样的于人有害于己无益的怪物么？”这个观念，这个人生责任的自觉，以不可抗的巨力压迫她，使她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无助的悲泣。
晚上柳遇春回来时，看见梅女士的眼泡有些红肿，脸色又很灰白。他疑问似的尽对着梅女士瞧，心里盘算怎样用话来探索。梅女士左手托着下巴，懒懒地靠在椅背上，仿佛是倦极了。但当柳遇春挨近些正要说什么的时候，梅女士忽然惊醒似的挺直了身体，吐出一句兀突的话来：
“明天我要到重庆去，探访一个旧同学。”
柳遇春愕然，可是又像早已猜透了一切，早已准备着有此一举，他看了梅女士一眼，含糊地用一句问话来回答：
“再迟几天不行么？”
“不行！”
是坚决的绝无商量余地的宣言。柳遇春爽然点着头很机警地笑起来说：
“那么，我送你去罢？”
“你也去，再好没有了。”
梅女士赶快接上来答应，又抿着嘴笑。同时在她心里却掠过了这样一个观念：你真是又聪明又狡猾，我们来斗一下手段看罢。
似乎并没怀疑什么，柳遇春绝不追问梅女士的旧同学是谁何，却很高兴地讲他自己从前走这条“东大路”时所碰到的危险。他的眼光闪闪地射在梅女士脸上，似乎在说：“所以你一个人去，我是不放心的。”这许多话，这很有意义的眼波，梅女士却只理会到一半；她正在忙着别的一些感念。她的常能被慷慨的给与所感动的心，突又矛盾地酝酿起对于柳遇春的好感来了。她觉得这个从微贱中奋斗出来的人，多少也有几分可取，因而他现在的境遇，也就有几分可怜；如果不是已往两年间的种种说不明白的事故像罡风似的把人们的思想都吹转了方向，那么他们俩或者也可以相爱罢。呵！一切点子都配错了，像拙劣的赌客手里的牌！
这样的心情，在路上的几天中，蓄积得更浓厚，梅女士也不知其所以然。柳遇春的干才把一切都招呼得很好，并且因为是没有带用人，更显出柳遇春的善于体贴。到永川的旅馆过宿那一夜，梅女士在柳遇春的热烈的拥抱中，几乎流下眼泪来；她诅咒自己，她轻蔑自己，她很想把什么都说出来，她很想说：“我不应该这样磨折你，现在我只要到重庆伺候几天韦玉，他是快要死了，以后我们真心的好好的过活罢！”她终于没有说。一种奇怪的力量压住了她的舌头。她仅能用“到重庆后再对他开诚布公罢！”的预约来安慰自己。她第一次自动地满足了柳遇春所需要的一切快感。
第二天午后，他们到了浮图关。略带西斜的七月太阳很残酷地停留在半空，洒下炙肤的热力；每一块石头，每一片沙土，似乎都在喘息。轿夫们在一个茶棚前歇下肩来，用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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