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营里变得火红火红的了，就像那晚霞长留在这里，永不离去。每一垛墙上都写满了红色的标语和毛主席语录，每一个窗户都画着或贴着红色的“忠”字和葵花，表示像葵花向太阳那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夜来，营区到处是红色的灯光，因窗洞里的光线都被“忠”字染红了；日里，遍地是红色的阳光，因红色标语和语录造成了强烈的反射。胡连生处长真是个有办法的人，他在哪里弄来这么多红土？几天之内就使整个军营变成了红色的海洋。
营区里这几天警卫森严，每一个岗门都上了双岗，岗亭里面安上了直通司令员家里的电话。哨兵的手上都拿着红绿两色小旗，以指挥出入的车辆通过卫门。昨天听说广州发生了冲击军区的事件，这里闻讯，连夜在各个岗门设置了障碍——用两个树杈，上面架一根杉树，汽车来了，需要把那根衫树抬开才能通过。这是为了防上造反的群众开车来闯。各个门口都新设了一个接待站，由群众接待办公室派干部轮流值班，二十四小时不断。
一九六七年春节那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空四兵团政治部院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天刚亮，邹燕装作有事的样子，匆匆走进政治部大门。
“哪个单位？”哨兵问。
“文工团。”
“有什么事？”
“我找江部长。”
她进去了，走进办公楼，左顾右盼到处转了一圈，然后来到宣传部那排办公室末尾的房门前站了片刻，转身走了。当她再次经过岗哨回团去的时候，接待站值班的干部望着她的背影产生了怀疑。
政治部全体部长、处长、科长和干事，在床上接到紧急通知：春节停止放假，立即进入一级战备。
上午八时半，文工团的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从不同的方向朝政治部大门靠近。范子愚一声喊：“走！”立刻汇成了四路纵队，唱着《造反有理》的歌，浩浩荡荡开向政治部岗门。哨兵老远挥动小红旗，示意不许通过，但队伍没有停止前进，步子迈得更宽、更整齐，歌声更响，震动着整个营区。
忽然，从院墙两侧开出一个排不带武器的战士，组成两行横队，手挽着手，严严实实地挡住岗门。接着，机关干部们也从办公楼开出了一支队伍，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与文工团的队伍面对面走来，双方停在大门里外，中间隔着手挽手的警卫排。
门外唱着《造反有理》，门内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声循环反复，声势越来越大，互相都企图压倒对方。机关干部怎能唱得过文工团呢？他们渐渐地败下阵来，再无精力了。群众接待站的一个值班员从墙上露出头来，把一个直流电手提式扩音器伸出墙外，混杂在歌声中向文工团的人喊话：“同志们！同志们！请安静一下！请安静一下！”可是人们不理他，把歌声唱得更响。那位值班员只得将就着开始了他的宣传：“同志们！首长要我告诉你们！请你们回团去！搞好本单位的革命！有什么问题请派代表来谈！请派代表来谈！不要冲击政治部机关！不要冲击政治部机关！”
“怎么办呢？”赵大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斗争，免不了有点心慌，把范子愚从队伍中拉出来问。
“坚决不撤退！”范子愚将手掌往下一砍。
“可是进不去呀！”
“请地方造反派来支援，把声势搞大点。”
“不！”赵大明顾虑着说，“那样一来，事情就复杂了。现在都是军人，部队内部的事，出了点问题也好办。地方造反派一来，你知道里面有些什么人？”
“什么人？造反派，革命左派。”
“恐怕……”
“你不行，你不行，”范子愚边说边挽袖子，“你没有到北京串联，还是那个保守思想，温良恭俭让，你不要管，我来。”范子愚跑进军人俱乐部去了一阵，出来时把灯光师从队伍中叫出来，附耳向他交代了一个任务，接着又来找赵大明。“你赶快写篇稿子，”他喘着气说，“揭露兵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写上我们的要求：第一，严惩反动路线的打手——工作组组长；第二，立即把整群众的黑材料交给被整的人。要说服机关干部和战士，叫他们站到我们这边来。快！扩音器一装好就要广播。”
赵大明痛快地接受了任务，躲进俱乐部写稿去了。院内的手提扩音器不断在重复喊着原来那些话。院外的造反者仍旧在唱歌。夹在中间的警卫战士，完全被动地没有表情地齐声诵读着毛主席语录：“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陈镜泉政委和他的秘书徐凯匆匆忙忙从楼上下来，上了车，命令司机把车子往小楼后面开去，在那里钻进了一条通往地下指挥所的秘密通道。这通道不宽，仅够两部轿车并行通过。洞顶亮着柔和的灯光，洞底的道路平坦光滑，弯弯曲曲向前延伸。行车不久，便来到地下指挥所外面的停车处，司令员的黑色轿车已停在那里。
政委下了车急忙走进指挥所，司令员已坐在那里吸烟，邬秘书在挂电话，还有几个参谋和干事在旁边等着分配任务。“我早就晓得他们会来这一手，怎么样？来了吧！连春节都不让过了。”司令员脸部表情轻松，简直还有些得意，见政委一进门就大声地迎着他说。
“情况怎么样？”政委问。
“政治部组织了一些人挡在门口，僵住了。”一个干事回答。
“要说服，要说服，要耐心说服。”
“你不要枉费心机了，”司令员说，“他们不会听你的。”
“道理讲清楚，会听的。”
“唔，你看吧！”司令员吐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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