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鲁特先生，我原是巴伐利亚人。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我亲眼看着阿道夫。希特勒这个狗屎堆在街头对着二十来个人演讲。暴动失败以后，一九二四年，我看见他在受审时大放厥词。一九三六年，在纳粹党代会上，我又看见他对一百万人演说。他始终是那么一个狗屎堆。他从来没改变过。直到今天也没改变。同样一只手撑在屁股上，同样一只拳头挥舞不休，同样一个粗俗的嗓音，下流的语言，愚蠢而原始的念头。然而他是德国的主宰。他是我国人民的凶神恶煞。他是上帝降下的大祸星。”
忽然间神父又开步走了。斯鲁特只得奔上几步跟随在他身边。“你必须了解德国，斯鲁特先生。”声调冷静些了。“这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是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民族，我们只知道服从上面的命令。那是我们历史的产物，是一种持久的封建制度。我们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犹豫不决，是要崇尚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者呢，还是要偏重浪漫的实利主义的悲观主义者呢？是要乌托邦的美妙幻想，还是要专制蛮横的强权理论？到今天，我们基本上还不知所从，是要西方民主国家的放纵享乐主义呢，还是要东方布尔什维克的激进的无神论！”神父嘴里熟极而流地说出这些抽象的词句，一边张开两臂做着手势打比。“而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鸿沟，多大的真空，多大的空白啊！这两种现代思潮的人文主义都提出不信上帝。我们德国人心里都明白，这两种论点都同样过分简单化和虚伪。在这一点上，我们算对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上当受骗。我们一直摸索着在现代生活中恢复爱和信仰，哦，还有基督。可是我们天真幼稚，我们受蒙蔽啦。一个反基督的恶魔欺骗了我们，他利用他那种野蛮的、伪宗教的民族主义，把我们引到通向地狱之路。何其不幸的是，我们的宗教狂热和不动脑筋的一味盲从竟如此严重，简直没有个底。德国人真心渴望着获得信仰、希望和一种站得住脚的现代形而上学，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是对这种渴望的极大歪曲。我们正在饮鸩止渴。假如不斩断他的魔爪，结果将是个无法估量的大灾难。”
一半因为神父这双有力的手越握越紧，一半因为他这番热情奔放的谈话，斯鲁特竟深深感动了，他说：“这番话我全信，你说得好。”
神父那圆溜溜的小脑袋点了点。他傻笑了一下，忽然滑稽地换成一副随随便便的口吻说：“你喜欢看电影吗？我本人可是非常偏爱电影。我承认，这有点无谓浪费时间。”
“喜欢。我就爱看电影。”
“好极了。改天我们一起看。”
外交官是经常有人找上门来送情报的，而电影院就是个通常的接头地点。斯鲁特倒从没碰到过这等事。他弄得左右为难，只好闪烁其词说：“再请教一下大名。我很抱歉，可惜我先前没听清楚。”
“我是马丁神父。过几天我们约好一起去看场电影吧。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隔了半晌，斯鲁特才点点头。
为什么点头呢？此后莱斯里。斯鲁特心里时常在琢磨，因为这件事决定了他下半辈子的命运。说起来，一是他有种代表美国的概念；二是他感到不管表面上有逆流、有偏见，美国骨子里是同情犹太人的；三是他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自己竟会拒绝一个绝色犹太姑娘，真是目光短浅的傻瓜；四是他巴不得克服自己的胆怯怕事，他已经开始觉得这种胆怯的可恶了；五是他意识到尽管上回他向美联社泄露明斯克文件这事害他丢了官，可是仍然不失为产生一种反常的自豪感的因素；最后一点，也同其他几点一样起作用，那就是好奇心；这几点把他推进了一种新的生活。
三个星期过去了。斯鲁特脑子里早把这次深夜的离奇谈话淡忘了。摹地里马丁神父打来了电话。“斯鲁特先生，你喜欢平。克劳斯贝吗？我觉得他逗极了。你知道吗，平。克劳斯贝的新片就在碧珠电影院上映。”
神父拿了预先买好的戏票等着。七点钟一场的电影，影院还没满座。马丁神父找了个边座，斯鲁特悄悄坐在他旁边。他们看着平。克劳斯贝打扮得象个大学生，同穿着短裙的漂亮姑娘鬼混逗乐，看了半个小时光景，神父一声不吭就换个座位，远远搬到前排去了。不一会儿，来了一个戴眼镜的瘦子，坐在这位子上，手里摆弄着一顶帽子、一把雨伞和一包厚厚的东西。帽子掉在地板上了。他蹲下来在座位下找帽子的当儿，顺手把那包东西搁在斯鲁特膝上，嘴里说声“劳驾”。斯鲁特那边邻座坐着一个满脸脓疮的姑娘，只顾在看平。克劳斯贝，正看得出神，一点也没注意到这件事。那人找到了帽子就安心看电影了。斯鲁特拿了这包东西。等到电影散场，他把东西夹在腋下就走，一颗心怦怦直跳。在夜色朦胧的场外，散戏回去的观众没一个朝斯鲁特看一眼。
他拚命克制自己，不敢加紧步伐，其实是不敢奔，却是信步走回寓所。锁上门，拉上百叶窗，这才在那包里抽出一捆影印品，黑底白字，是一份德国官方文件，有几页上面沾着一个褐色的污迹，把字都弄糊了。他匆匆翻弄这些深色的纸页时，纸上冒出一股辛辣的药水味儿。
面上一页盖着个黑底白字的橡皮印，字迹清楚：国家机密。文件的标题是：会议纪要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在格罗斯一万湖召开的政府各部次长级会议开头几页列举了十五名官衔显赫的高级官员的名单。党卫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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