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着一辆用骡子拉的水车，那是一只漆成橄榄色的带轮的大水罐，德国士兵们让口渴的人群排队，由他们用洋铁杯供水。另外有些士兵再把他们从水车旁边带到停着一辆辆崭新漂亮的灰色卡车的地方，这些车轮轮胎上的花纹又黑又深，跟又脏又破的波兰卡车大不相同。路边的一张桌子旁边有几个德国军官，穿着长军大衣，戴着高檐军帽，故意做出殷勤的样子，摆出和蔼可亲的姿态跟来到的外交人员交谈。每个国家的人员走到卡车跟前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大使或代办就交出一份打字的名单给坐在桌子后边的一个戴眼镜的德国士兵。由他叫名字，然后一个个顺序上车，车上有木板座位，也不象波兰卡车。波兰人没有要名单。现在没有人争先恐后，也没有发生混乱。士兵们拿着小板凳站在旁边扶老年人上车，还堆着笑脸把几个孩子抱起来，故意捅他们一下，逗他们玩耍，然后把他们递给他们的母亲。标着红十字的流动野战医院的看护兵分发恢复药。两个德国兵拿着电影机和照相机跑来跑去，把优待中立国人员的场面一一摄入镜头。人还没有完全装完，教堂旁边的大炮就轰地一声齐发，震撼了大地。拜伦看看表正好三点过一分。
“可怜的华沙，”娜塔丽说。
“别说话，”马克-哈特雷用沙哑的声音说。“在我们离开这里以前，什么话也别说。”他俩跟拜伦坐在卡车的最后一排凳子上，从这里他们能看到外边。
娜塔丽说：“你是在看斯鲁特吧？他从德国人手里接过一支香烟，大喊大叫，还哈哈大笑呢！简直叫人不能相信。这些德国军官都穿着长大衣，高戴着军帽，完全跟他们电影里一模一样。”
“你害怕吗？”拜伦问。
“现在事情已经真的发生，我就不害怕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象做梦一样。”
“是做梦，”哈特雷说。“应该仅仅是一场梦。我的上帝。那个军官跟斯鲁特朝这边走过来了。”哈特雷用手抓住拜伦的膝盖。
那个军官是一个金黄头发的青年，脸上堆着亲切的笑容，一直朝拜伦走过来，用非常悦耳的声调缓慢而准确地说：“您的上司告诉我，您父亲是美国驻柏林的海军武官。”
“是的，先生，他是驻柏林的海军武官。”
“我是柏林人。我父亲在外交部。”军官用手摸了摸挂在脖颈上的望远镜。他的举止不太象军人，甚至还显得有点怕难为情。拜伦觉得他也许感到有些抱歉，拜伦在这一点上对德国人有好感。“我想我八月份在比利时大使馆一定有幸见到过您的父母，并且跟您母亲跳过舞。您到华沙来做什么？”
“来观光。”
“那您一定看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景致吧？”
“不错。”军官笑起来，朝拜伦伸出手。“欧斯特-贝耶，”他说着，打了个立正。
“拜伦-亨利。”
“啊，不错，亨利。我记得这个姓。您怎么样，还舒服吗？要不要我在参谋部的车上给您找个座位？”
“我挺好。我们到什么地方去？”
“克洛夫诺。这是附近通车的一个最近的枢纽站，从那里你们再换乘专车到科尼希斯贝格。也就三个多小时的路程。乘小轿车更可以一饱眼福。”
“我是跟这些人一道来的。我要跟他们在一起。多谢您。”拜伦说话时还是显得很热诚，自从他开始痛恨德国人以后，居然还能跟一个德国军官如此客客气气聊天，他自己也觉得特别奇怪。
斯鲁特对娜塔丽说：“雪佛兰里还能给你让一个地方。硬木板坐着太受罪。”她摇摇头，沉着脸望着德国人。
“请向您母亲问好，”军官说着，随便朝姑娘瞟了一眼，然
后又对拜伦说：“她真够迷人的。”’“我一定转达。”
附近的几门大炮又连续开火，把军官说的话盖住了。他皱了皱眉，笑了。“华沙现在怎么样？很不幸吧？”
“他们看起来坚持得挺好。”
贝耶一半对娜塔丽，一半对拜伦说：“不象话！波兰政府完全不负责任，逃往罗马尼亚，弄得整个国家连个头头脑脑的都没有。两周前就应该宣布华沙为不设防城市。这样破坏太不合算。重新修建起来要付出很大代价。市长倒是挺勇敢，这里对他很敬重，可是，”他耸了耸肩。“除非把它毁掉，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一两天之内也就结束了。”
“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拜伦说。
“您这样想吗？”贝耶愉快的笑容消失了。他微微鞠了一躬，手里摆弄着眼镜，走了。斯鲁特朝拜伦摇了摇头，也跟在军官背后走了。
“你为什么非要去惹他？”哈特雷小声说。
“啊，上帝。居然把围城的责任推到波兰政府头上！”
“他是那样想的，”娜塔丽奇怪地说。“他讲的老实话。”
有人用德语喊了几句话，接着是一片发动机的响声和喇叭声，士兵们挥手送别，车队终于离开了坎托洛维茨教堂。这是一个小村子，教堂周围有五六间木屋，完好无损，但也被弃置了。这些撤退人员自从离开学校以后，就没有见到过一个波兰人，不论是活着的，还是死的。卡车在狭窄的土路上颠缝，沿途尽是被焚毁的谷仓、炸毁的房屋、被推倒的风磨、摧毁的教堂和没有窗户或屋顶的校舍，地面被破坏，弹坑累累，树木被烧成焦炭。不过这些景象倒还完全不象电影或书本中对上次大战战场的描绘，那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原，到处是带刺的铁丝网和曲曲折折的黑色堑壕。现在的田野和树林还是一片翠绿。庄稼还在地里。不幸的只是居民都不在这里了。这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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