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可是甲推乙，乙推丙，丙又推丁，……这样一直推下去，最后一个圈子打回来，还是推到了甲，那时候，甲又说最近命令有变更，他那里根本不管了。
“今天听说伯谦来了，”周为新结束了他的报告，“我特地来找他想办法，可是他不置可否，说要和你谈了再作决定。”
严仲平点点头。两人又随便说了几句工厂拆卸的情形，严伯谦也进来了。这位“心广体胖”的简任官不慌不忙点着了一枝雪茄，仰脸喷出一口烟，这才开口道：
“周工程师迫不及待的要找好交通工具，要办妥一切起运的手续，其实是何必那么急呢！周工程师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
雪茄又叼在嘴角了，严仲平和周为新都望着这位简任官，等待他说下去，可是严伯谦双手挽在背后，挺出一个大肚子，眼望着壁炉架上一轴仇十洲的仕女画，忽然伸手拿下雪茄，带喷烟带说：“嗳，仲平，这一轴仇十洲，看来看去到底是假的。”
这一句“冷门”，爆的真正叫人啼笑皆非。周为新本来已经被那接连两下官派十足的“周工程师”的称呼引起了不小的反感，这时候便忍不住冷笑了一声。便是深知乃兄为人的仲平也觉得这样的“好整以暇”未免过了点分。他先轻轻咳了一声，用意显在提醒伯谦，接着就问：
“那么，依你看，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趁早转让出去啊！”伯谦说着踱了一步，但随即如有所悟，淡淡一笑，又说，“哦！你问的是那一桩么？哦——”他在仲平和周为新面前站定，胖胖的脸上的长眉毛挺了一下，拉长了调子说：“目今当务之急，倒是要在安全地带找定一所房子。”
“先要找房子？”仲平随口顺一句，却又对周为新看了一眼，似乎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可不是！厂在南市，敌机天天去轰炸，南市不安全，所以厂得搬走；然而，搬出的机器，总不能老搁在露天，总得有房子来安顿，而且这所房子最好是可以改作厂房，将来必要时就可以开工。”
“这不是今天能够解决的问题，”周为新说，“在迁厂程序中，这是第三步。现在我们连第二步还没有眉目呢，先得解决第二步。”
“第三步当然也得事先筹划，”严仲平觉得周为新的语气太尖锐了，便来作一个缓和。“找厂址，找房子，我已经托了淑芬妹，妹夫在汉口有工厂，人头地面都熟。我还托了大华的总经理罗任甫，他五天前到汉口去了，前天志新妹夫来过一个电报，说的是：各事都有门路，不日定见分晓。”
“什么？汉口？”伯谦那胖脸上的细鼻子一皱，双手拍了一下。“仲平，我不是讲汉口！到汉口去准备厂址，可说是迂阔不通时务。”
“那么，重庆怎样？”周为新似乎也熬出一点耐性来了，他把手里的帽子放在沙发的背脊上。
“当然也不是重庆！”现在倒是严伯谦表示着不耐烦起来。“就在上海两租界。”又用力重复一句：“两租界的安全地带。”
周为新皱着眉头，又把帽子拿在手里了。
严伯谦的意思现在仲平和周为新都已经弄明白了。严伯谦这主张，倒也未见“新奇”。三四天前，“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议决了迁移各厂到内地的具体办法，当时大家并无异议，但后来人言藉藉，都说有些意存观望的厂家想出了一条“将计就计”的对策：先向政府领了津贴，把他们在南市、闸北、杨树浦各该危险地带的机器、原料，乃至成品、半成品，都迁到两租界，找房子保藏起来，然后再“看风行船”。那时候，严仲平也和其他工业界进步人士指责过这种意图，认为这是破坏了政府的“工业动员计划”。
“那是不妥的，”仲平说，“我不能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
“什么今日昨日，”伯谦看了仲平一眼，冷冷地回驳，“也得看看明日。也得估量事实。啊，周工程师，拆卸工作能够如期完成么？”
“这个，我有把握，我负责！”
“对，你负责，你有把握。”严伯谦又淡淡地一笑，踱了一步，仰起他那胖脸，又问道：“然而，周工程师，你有没有把握说，在你自定的限期以前，苏州河这条水路不会发生阻碍？”
周为新的忍耐差不多到了顶点了，特别是严伯谦的官僚态度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也傲慢地回答道：
“苏州河如果不通了，那就改变路线。”
“哦，改变路线！”严伯谦沉吟一下，态度倒客气些了。“但是，交通工具永远是不够的，何时可有，谁也不敢担保。如果交通工具还没弄好，第二条路线可又断了，那时候又怎么办？”
“因此我们不能浪费时间。”周为新捺住了火性回答。“交通工具无论如何是得赶快设法。现在交通工具已经归政府统制了，政府不能不负责。”
严伯谦不以为然地摇着头，却不作声。
“可是，”仲平突然问，“上海的战事究竟能支持多久呢？”“这又是谁也不敢负责回答的！”伯谦大声说，两手一摊。“然而，外交上有个消息，——”他机密地把眼睛一睒，“也许急转直下，来个惊人的变化。那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今天的一些计划自然都成了陈迹。”
“是不是英美法三国要联合采取强硬的措置了？”仲平急忙追问。
伯谦笑而不答，踱了一步，看一看手里的雪茄，擦一根火柴再把它点着，慢慢喷出一口青烟，然后把他那肥大的屁股埋进了壁炉前的沙发里，一板三眼地发起议论来了：
“抗战抗战，人人会喊，然而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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