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有人从胁下抱起了我，又有一人抬起了我的双腿。原来是马内拉和贾武齐。我告诉他们帕西尼死了，他们说高迪尼也受了伤，正在急救站包扎。突然一颗炮弹落在附近，他们扔下我扑倒在地。在到包扎站之前，我又被他们摔下了一次。还好马内拉立刻找来了一名中士军医给我的双腿扎上了绷带。
幸运的是马内拉和贾武齐还能开车运送伤员，我心里感到一丝安慰。这时一副病容的高迪尼领着一名英国救护车的司机向我走过来，这名高个子司机关切地询问我的伤情，说他和他的两个同伴会接管我们的两部车。高迪尼就把我交给这名英国司机照顾了，他从包扎站里叫出了两名担架员把我抬了进去，称我是美国总统的公子，我看见少校军医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英国人先去帮我填病历卡，我则被交给了一名上尉军医进行手术。他详细地检查了我的伤情，询问了我的受伤原因并叫副官记录了下来。接着他开始给我动手术，我感到肌肉被割裂的剧痛，但我仍极力安静地躺着。上尉在我的伤口里找到了一些敌军的迫击炮弹碎片，给伤口涂上了药。他知道我很痛，就对我说这点疼痛比起将来的疼痛可算不了什么。他怀疑我的头骨骨折，于是就拿绷带把我的脑袋也给包扎了起来。他祝我好运并祝贺法兰西万岁，旁边的另一名上尉军医则纠正说我是美国人。我现在是一句话也不想说，英国的救护车开来了，我被抬了上去。
两名高个子英国司机绕了过来，对我说他会稳稳当当地开车的，于是我们启程了。这部救护车上有好几个伤员，我旁边一副担架上的伤员整个脸部都缠了绷带，只看得见鼻子，呼吸沉重。我上边的吊圈上也搁了一些担架，车开始爬坡时突然有什么东西滴了下来，随即便流个不停。我意识到是上边担架上的人在流血便要求司机停车，司机说快到山顶的救护站了，便继续开车。我竭力挪动身体，以免血流在我身上，一会儿血流缓和了，开始一滴一滴地掉，血滴得很慢，我想上边的人大概已经死了。车内寒气逼人，我心里则更感到寒冷，难过得想要呕吐。
到了山顶的救护站，那副担架被抬了出去，又抬了一副进来，我们就继续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