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泥口没有行驶多久就又被完全困住了，两辆车的车轮都深深地陷入烂泥中。我们只好丢下车子，准备步行往乌迪内进发。
我给两位女郎每人十里拉，让她们向路的那边走，告诉她们在那儿能遇到朋友或亲戚，她们听不懂，但接钱后便上了路，还不时地回头望望我们，眼神中充满了恐惧感。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路，这时大伙儿都幻想着那时要能有一辆自行车该多好。一路上，还隐约地听到远方有射击声。博内罗得意洋洋地自诩刚才开枪打死那个上士的壮举，后来他们都宣称自己并非无政府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
说话间，我们向左拐了一个弯，上了一座小山，大伙儿都不再说话，大步流星往前赶，努力争取时间。
后来，我们到了一条河边，河水滚滚，桥的中部已被炸断。我们顺着河岸走，找寻可以渡河的中介。岸边除了被雨打湿的枝条和泥泞的土地外，没有任何东西，也见不到一个人，只有一长列被遗弃的卡车和运货马车。
终于找到了一座能渡过河的铁路桥。大家欣喜若狂，上了桥，天空又堆满了乌云，下起了小雨。为了安全起见，大家分开走，细心检查枕木和铁枕上有没有什么拉发线或者埋有炸药的痕迹。一切都正常，我们顺利地过了桥。我回头观看，发现河的上游还有一座桥，正当那时，桥上开过一部黄色的小汽车，车身很快被桥的两边遮住了，但我已看清车上坐着四个人的头上全戴着德军钢盔。我向其他人招了招手，他们紧跟着我爬下去，蹲在铁路堤边。
听说我刚才看到德国军官的汽车从那座桥上经过，他们都感到很惊愕。后来，当他们亲自目睹了德国兵自行车部队经过那座桥的情景后，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大家猜想我们的路是不是被彻底切断了。博内罗要求我给他分析一大堆令我发火的问题，比如，他们为什么没有把桥炸掉？路堤上为什么不设置机关枪？人都躲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出来阻拦敌人？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的职务只是把三部救护车送到波达诺涅，看来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了。现在只求人能安全抵达就算了，也许我连乌迪内都走不到。我开始变得烦躁。
喝了一大口酒后，我头脑冷静了下来。我们沿着铁路轨道走，依稀可见前头就是乌迪内的那座小山。忽然，艾莫命令大家趴下，原来路上又经过一队自行车。其实他们看见了我们，只不过他们已另有目标，并不理会我们。
我们继续顺着铁轨走，再也看不到公路上的情况。有一条运河上边有条被炸毁的短桥，我们凭着桥墩的残留部分爬了过去，听见前头传来响声。
过了运河，我们在车轨上继续前进。前头另有一条火车线，北面是那条我们看见德国自行车队开过去的公路，南面是一条横贯田野的小支路，两边有密密的树木。我们决定朝南走，抄近路走上通塔利亚门托河的大路。
我们刚爬下路堤，便有一颗子弹从密密的矮树丛中射出来，打进淤泥中，我下令撤回去，大家爬回到了铁轨。密林中连续地射出两枪，一枪射中了正在跨铁轨的艾莫，他扑地而倒。我们把他拖到另一边的路堤上，只见他脖颈下部中了一枪，子弹从右眼下穿出来，我正设法堵住这两个窟窿，他死了。我拿了他的证件装入口袋，准备写信通知他家属。
局势对我们很不利，最后我们决定找个最贴近乌迪内的地方避避，等天黑了再溜过去。
后来发现田野的前头有幢农舍。我们分开着走向农舍。院子是用石块铺砌的，里边有一部双轮大车，我们穿过院子走到后边的厨房，可找不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
我让皮安尼继续留在厨房里找点吃的，我自己则顺着石梯到上边的仓房找大家的藏身处。仓房里有半屋干草，屋顶上有两个窗子，一个朝南开着，另一个朝北面开着。这是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要是有敌情，便可以躲在干草堆里，或越窗逃走，或利用喂牲口的斜槽滑到楼下。前思后想，我发现意军比德军对我们造成的威胁更大，因为他们会把我们当做德军而打死。躺在仓房里的干草堆上，我回忆起了年轻时许多美好的时光，许多人躺在一起聊天，用气枪打仓房山墙上歇脚的麻雀。北边乌迪内方向又传来了机枪声。我朝下望去，看见皮安尼拿一根长香肠，胁下夹着两瓶酒。
他只身一人走进仓房，我问他博内罗去哪儿了？他说博内罗因害怕被打死就走了，情愿去当俘虏。但皮安尼很信任我，因为不愿意离开我而留下来。我俩各自喝一瓶酒，各自守一个窗口，直至外面天黑下来。天黑就不必再守望了，皮安尼睡着了。过了一会儿，我叫醒他，我们便上路了。
先是碰到了一营德国兵，我们趴在公路边的水沟后面，等他们过去了，才越过公路朝北走。走过乌迪内时没有碰到一个意大利人，没有多久便走进大撤退的行列。
出发前曾想像那晚等待我们的将是死亡，或是在黑暗中被枪打中而狂奔，但什么危险也没发生。我俩跟着大行列整夜赶路，撤退的大部队规模宏大且速度惊人，累得我们精疲边竭。
这时，一个士兵嚷道：“战争已结束，现在人人都在回家。”我和皮安尼都不太相信，总觉得战争还要打下去。当然，我们很渴望战争早日结束，这样，皮安尼就能回家和他的妻子团聚，我也能回去找我的凯瑟琳。
天亮前，我们赶到了塔利亚门托河的河岸边，千军万马都期待着渡桥。下起了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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