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然地荡着高秋千。我看见他的双脚——他做体操时是赤着脚的——完美无瑕、舒展自如地沐浴在一道斜射进来的金灿灿的阳光里；我看见他的双手——他突然在高秋千上做了一个挂膝悬垂的动作——伸向一道弥漫着金色尘土的光束。我们的健身房古朴而悦目，更衣室的采光也是通过尖拱窗，因此，我们把更衣室叫做法衣室①——
①教堂用于放置圣器和法衣以及供教士更衣的房间。
马伦勃兰特吹响了哨子。八年级学生和六年级学生在篮球比赛之后列队集合，为海军上尉唱起《我们踏着晨露爬山去》①，然后解散去更衣室。大家很快又围上了海军上尉，不过八年级学生并不一味纠缠。海军上尉在唯一的洗手盆里——我们没有淋浴间——仔细洗了洗双手和腋窝，然后动作迅速地脱掉借来的体操服，换上自己的内衣内裤，我们什么也没能看见。他又开始回答学生们的提问，脸上堆满笑容，情绪很高，口吻有些傲慢。利用两次提问之间的沉默，他用两只手不安地摸索着，先是隐蔽继而又完全公开地寻找起来，甚至包括凳子下面。“请等一下，小伙子们，我马上就回来。”海军上尉穿着海军蓝的裤子和白衬衫，没顾上穿鞋，只穿着袜子就从学生和凳子中间挤了出去。这里臭气熏天，就像动物园里的小型猛兽馆。他的衣领敞着，翻了起来，等待着系上领带和串上那枚我无法用语言描绘的勋章的绶带。在马伦勃兰特老师的办公室门上挂着每周使用健身房的课时表。他一边敲门，一边闯了进去——
①这是一首瑞典大学生漫游歌曲，一直受德国青年喜爱。
除了我以外，还有谁怀疑过马尔克呢？我现在不能肯定，当初我是不是立刻就问：“马尔克上哪儿去了？”但是，即便如此，我的声音也不会太高，其实，我本该大声喊的。席林也没有大声喊叫，霍滕-索恩塔克、温特尔、库普卡和埃施都没有大声喊叫。与此相反，我们大家一致认为这是身体孱弱的布施曼干的，这个淘气包即使挨了十几个耳光之后仍然不会停止那种永恒的、从娘胎里带来的冷笑。
马伦勃兰特身穿厚绒呢浴衣，领着衣衫不整的海军上尉站在我们中间，高声吼道：“这是谁干的？自己说出来！”这时，布施曼被推到了他的面前。我也高喊着“布施曼”，心里已经能够自然而然地想：没错，只能是布施曼干的，除了布施曼还会有谁？
当布施曼从好几个方面——包括海军上尉和八年级的那个班长——受到审问的时候，在我们的身后，从最外面开始骚动起来。布施曼脸上的冷笑即使在审问时也不肯消失，所以他挨了第一记耳光，骚动顿时停了下来。我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等待着布施曼一一招供。一种确信无疑的信念顺着我的脖子爬了上来：瞧着吧，这可是一桩了不得的事啊！
布施曼仍在冷笑，我对他作出解释的期望越来越小，尤其是因为马伦勃兰特赏给布施曼许多耳光也暴露出了他自己缺乏信心。马伦勃兰特不再提那件失踪的东西，而是在两记耳光之间高声吼道：“你应该把冷笑收起来。不准再笑了！我非要改一改你这种冷笑的毛病不可！”
顺便说一句，马伦勃兰特没有能够让布施曼改掉冷笑的毛病。我不清楚布施曼今天是否还活着。但是，假如现在有一位布施曼牙医、布施曼兽医或布施曼助理医生——海尼-布施曼当时想进大学攻读医学——那么，他将是一位冷笑的布施曼大夫。因为，这种冷笑经久不变，不至于这么快就消失殆尽，它在无数次战斗和币制改革①中幸免于难，甚至当领口空空荡荡的海军上尉期待着审问成功时，这种冷笑就已经战胜了马伦勃兰特老师的耳光——
①指1948年在德国英美法占领区进行的币制改革。
尽管布施曼把大家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还是偷偷地回头望了一眼马尔克。我不必四下里找他，单凭脖子就能感觉到他在哪儿暗暗地哼着《圣母颂》。他站得不算远，但丝毫也不参与起哄；他已经穿好衣服，正在扣衬衫最上面的那个纽扣。从剪裁式样和布纹来看，这件衬衫很可能是他父亲留下来的。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想把他身上的特殊标志塞到纽扣的后面。
撇开脖子上那个一蹿一蹿的玩艺儿和随之运动的咀嚼肌，马尔克给人留下了一个镇静从容的印象。当他意识到纽扣不可能扣在喉结上面之后，就从挂在衣架上的外套胸前的内袋里掏出一条压皱了的领带。我们年级没有人打领带。在七、八、九三个年级也只有少数几个爱慕虚荣的家伙系着滑稽可笑的蝴蝶结。两个小时之前，当海军上尉结束他那鼓舞人心的报告离开讲台时，马尔克的衬衫领口还是空荡荡的。然而，这根压皱了的领带那时就已经装在他上衣胸前的内袋里，急切地等待着关键的时刻。
这是马尔克的领带首次亮相。他站在更衣室那面唯一的、斑斑点点的镜子前面——没有凑到跟前，而是保持一段距离，像是做做样子似的——将那条印着彩点、在今天看来很不像样的领带围到翻起来的衬衫领子的外面，然后把领子翻下来，又扯了一下那个过大的领结。他开始说话，声音不高，但却有声有色：“我敢打赌，这不是布施曼干的。是不是已经有人搜过布施曼的衣服？”仍在进行的审问和打耳光的响声把他的话衬托得清清楚楚。马伦勃兰特不顾海军上尉的反对，仍在没完没了地抽打布施曼那张冷笑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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