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未也有这个特点，一度我常常把苏未未和我邻居的猫混淆，它好像也在各个角度盯着我。学校里有一些苏未未的传说，比如她很小就被流氓强暴过，甚至被某个长辈怎么样过，但我从不相信，我认为那是男生对女生的想像。事实上我曾天真地想，如果将来我有女人就该是猫一样的女人。我已三十岁出头，不知女人为何物，甚至于从未触摸过邻居的猫，我怕它隐藏的爪子——它怎么可能被强xx呢？但是这次苏未未真让我失望，她那样安静地偎在脏兮兮的野考队队长身上让我很不自在。野考队队长尽管十分健壮，但总有50岁了，也许还不止50岁，他占有着我如此年轻似乎从不使用爪子的女学生；她的Rx房那么富有弹性，就那样放肆地贴在野考队队长身上。显然，可以想像，长达两个月的野考，我的女学生怎样委身于这个老家伙，我能闻到她身上的他那种不再年轻但仍然旺盛的味道。这味道就如同老年大学厕所的味道，黏稠、厚味，是让任何一个碌碌无为的年轻人愤怒的味道。
四
我厌倦了旅行，继续在家钓鱼，玩俄罗斯方块，忙生病的下体，关注野人的消息，继续研究数论、函数、弯曲空间和抛物线，不停地买影碟、看影碟。我收集某一类碟，如恐怖、悬疑、凶杀，像《去年在马伦巴》、《小旅馆》、《后窗》、《西北偏北》、《爱德华大夫》、《午夜凶铃》、《三十九级台阶》，这都是我喜爱的。我不喜欢历史或战争电影，特别是二战电影，见到希特勒大呼小叫我就浑身抽筋儿，尽管有人说我的声音像给元首配音的李扬。我也不喜欢喜剧，包括卓别林的喜剧。我甚至于可以说厌烦卓氏的喜剧，他把一种残疾表现得如此浪漫、同情、忧伤，我认为与生活不符。
我不是说我在卓别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没那么严重，我是觉得卓氏太小资了，比起希区柯克，卓氏差不多就是一个小丑。恐怖与理性，如同数学的严酷一样，是我所欣赏的。我认为这两点是世界存在的基础，卓别林算什么呢？卓别林只是小情小调，哗众取宠，没任何科学基础。我这些观点是我在研究数论时产生的，我看的碟同我的数学并不矛盾，甚至于相映成趣。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开始寻思总得找点营生养活自己。这一点我倒也什么时候都不用犯愁。什么时候我想再去教书，只要给任何一所中学打个电话就可重返教坛。我的抽屉里放着不下十几所中学的邀请函。但我不想重返中学。我想到了私塾，我认为私塾的方式对我更好一点。这方面我的机会太多了。自从我金盆洗手后，找我补习高考数学的家长一直络绎不绝。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的住址和电话。我一直拒不开门，把电话拔了，但即使这样在我出门时也常常有人一下从角落里突然蹿出来，拉着我的衣角不放，让我救救她的孩子。我云游期间访问者将条子贴满了我的房门，我的房门几乎成了公共广告栏。如果我不定期清除，就算全市清除牛皮癣小广告也清除不了我门上的纸条。门上纸条一层落一层，有的用糨糊，有的用胶条，有的写得声情并茂，有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的许以重金。我觉得这已不是求贤若渴，倒像是求神拜佛。
我决定开设私塾，招收几个学生，但是绝不再教女学生。什么时候想起那个野考队队长和娇小的女学生，我就不太平静。那次神农架之旅让我似乎懂得了什么是爱情，我破天荒在宾馆开始胡乱接受爱情。我的第一次爱情使我既是一个失贞者，同时又是个嫖客，这使我的身心乱了套。不，不，现在我刚刚修复了身体，我不再教女学生。
正当我准备给两个许以重金的家长打电话时，一个偶然机会使我找到了一种我从未想过的生活，简单地说，给一家调查公司充当了一次“线人”。那家调查公司对我事先进行了调查，在我的公告栏上留了言。
我看到这条信息立刻联系了他们。事情很简单，一位有妇之夫在我们楼顶层养了一个二奶，调查公司要我盯住顶层的窗户，一旦27层住户窗户灯亮了，立刻打电话给他们。27层楼非常高，我住的小区十分逼仄,观察角度是直角三角形，我在60度角上（两座楼之间的空地），观察30度角，两个锐角的连线让我无时不处于仰望之中。我化了装，以免学生家长不速而至的纠缠。我的工作是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白天由调查公司的雇员蹲守，我只负责夜间。这意味着我每天要上一个夜班，而我那时还在失眠，就很愉快地答应了。
调查公司开出的条件是每小时10元钱，晚上8点到早晨6点正好是10个小时100元钱，期限为一个星期，按小时计酬。如果正好是一个星期我就能得到700元钱；如一个星期仍未发现计酬减半。我当然希望正好一个星期发现，那样我就可以挣700元钱，但是如果正好第一个晚上灯就亮了，我就只能挣100元；以此类推还有可能是50元、40元，甚至于10块钱，因为这是一个变量关系。也许我蹲守的第一个小时就发现了目标，那样我就只能挣10块钱，这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是发现目标是一回事，报告发现目标是另一回事，就算我在第三个或第四个晚上发现目标，我为什么不等到第七天报告呢？对我来说结果不在于是否发现目标，而在于是否能拿到700元钱。我的数学头脑算这种小账真是小菜一碟。
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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