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时的神态、习惯性动作一一记录下来。在不被注意时用针孔相机将这些“模特”的样子拍下来，回到寓所根据图像或照片对记录再作修改。当每类被记录的人都不少于10个，记录下来的“模特”总数达到数千人以上，我就开始制作表格进行归纳分析工作。这样的工作是多么有趣！我的兴趣与日俱增，简直着了迷。
我按照近20组类别，把各类人在与人交谈、走路、购物、休息时的神态分类制成表格，输入电脑，这样取得了对不同身份背景人员在不同场合下的外表、装扮、神态等规律性的认识。借这张表与观察记录过千人以上的神情举止的经验，我对各类人的认识有专业的把握。这是极专业的自我训练，没有这样的基础训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侦探。
《福尔摩斯探案集》“黄面人”一案中，福氏通过对一位他不在家时来访客人遗忘在桌上的烟斗的鉴定，推断出该人的种种特点、嗜好和其他情况，过后经验证竟然惊人地准确。他鉴定后对华生说：除了表和鞋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比烟斗更能表示一个人的个性了。烟斗的主人是个身强力壮的人，惯用左手，一口好牙齿，粗心大意。我记得华生当时很不解，请福尔摩斯说出推理的根据。福尔摩斯说：那位不速之客有在煤油灯或煤气喷灯上点烟斗的习惯，可以看出烟斗的一边已经烤焦了，如果用火柴就不会弄成这样子了；而烧焦的只是右侧，由此我推断他是一个惯用左手的人；琥珀烟嘴已被咬破，说明他身强力壮，牙齿整齐。至于他是个盗贼，丢掉的那个用“欧石楠根”制成的烟斗说明了问题。那烟斗最多值7先令6便士，显然已修补过两次，两次修补都用了银箍加固，银箍的价值要比烟斗本身高得多；此外从烟斗中磕出的烟丝来看，这是一种最昂贵的烟丝，8便士一英两，由此推断他的财产十分混乱，是个盗贼。
我供职的调查公司虽然并不认同我如此专业的训练（他们认为根本不需要），但还是认可了我的专业素质。没多久我便由项目主管升任为副经理，收入成倍增加，但这仍不能阻止我在一年后创办了自己的私人调查机构。我如此出色，凭什么为别人打工呢？而且那些人的业务素质是如此的糟糕，我怎么能整天与他们为伍呢？我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或者叫事务所。工商登记时申报了十几个职员，大多是兼职或子虚乌有，实际办案人员只有我一个。当然，还少不了一个做接待和案头工作的女孩，那是个乡下女孩，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我对她非常尊重。我愿成为这个行当最神秘的侦探，那时我在圈内已小有名声。我的“婚姻不忠”、“第三者插足”、“包二奶”调查特别受妇女欢迎，我也熟悉了许多受伤害的妇女。
我的生意如火如荼，日程排得满满的。我的专业素质真是响当当，提供的床上照片和影像资料显示出惊人的放荡与丑态，常常让委托调查的妇女昏厥，有的当时就扑到我的怀里失声痛哭，有的甚至于愤怒地敞开自己。一般我是讲道德的，不会染指情绪激动的当事人，除非万不得已、差不多等于是被强暴时。当然，我也有半推半就的时候，有些楚楚可怜的女人你真的无法拒绝，她们的小眼神儿看着我就像看着上帝，出于同情我也会将自己奉献出来。
1998年，我应邀参加了在山城重庆召开的“首届私人侦探峰会”，二十几个墨镜在一家神秘酒店汇聚一堂。我们被媒体大事炒作，媒体称我们“生活在别人身后的人”、“共和国婚姻卫士”、“二奶杀手”，当然也有人说我们是苍蝇。叫什么无所谓，我觉得叫苍蝇挺恰当的。我并不认为生活就是烂疮或狗屎，但我们的确不高尚。
七
罗一戴着黑礼帽和大墨镜走进我的事务所是一个秋天的早晨，外面下着小雨。我刚刚起床，还在刷牙。
“佐罗先生，早晨好。”我见了太多类似的神秘应聘者，我通常喜欢拿他们开个小玩笑，然后打发他们走人。我尤其不喜欢佐罗一类的模仿者，这倒不是由于佐罗高大帅酷而我是个瘦小的踮脚儿，事实上我对现实生活中高大威猛者越来越有一种嘲弄的感觉，我知道他们多数不如我这个瘦小抽象的踮脚儿，至少在智力上他们真是差太远了。罗一用大墨镜望着我，没有打伞，身上带着雨点，可以闻见她带来的秋雨阴冷的味道。罗一对于我的玩笑毫无反应，像没听见一样。我必须承认这是个无论智力还是体格都有力量的家伙。是的，不错，我一开始把罗一当成了一个类似施瓦辛格的家伙，甚至当她摘掉了墨镜我依然认为她是个男的，直到她慢慢摘下礼帽，露出齐刷刷的短发。
那时我刚刚重新装修了事务所，生意蒸蒸日上。换了低调考究的小铜牌，属于英派事务所风格。我添置了不少新设备，有些设备是当时最先进的，如高倍镜头、针孔摄像、暗拍探头、微型窃听器。这些设备通过各种不合法的渠道都可以弄到。一切重新启动，我需要一名助手。我见过了很多人，都不满意。许多人打扮得怪模怪样，就像罗一那样。他们根本不了解一个侦探应该是什么样儿。真正的侦探并不像电影中招摇过市的样子，形象也绝不高大，事实上一个侦探应该是那种在人群中让人过目就忘的人，没有个人特征。生活中的侦探就像我这样子，说不上难看，很难描述，再普通不过。当然我的踮脚儿不包括在内，不过就算这点引起人注意也不会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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