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掀开衬衫，露出胸膛上一个碗口大殷红发亮的圆疤，原来这就是在台儿庄之役，他被一炮轰掉半个胸膛，留下的痕迹。这块圆疤是他一生最光荣的记录，“比‘青天白日’还要稀罕”，“凭了这个玩意儿，我就有资格和你讲‘台儿庄’。没有这个东西的人，也想混说吗？”这时的赖鸣升，由于话题触及他心中的“圣地”，同时又已深受酒精影响，已经完全失去清醒时的谦虚修养，谈话间毫无掩饰地表露对拥有“过去”的自己之骄傲，对没有“过去”的别人之轻蔑。他的“巨人”自我意象，如此顽固地盘踞他心中，使他知而不悟过去已经永远过去；仅凭意念，仅凭精神，而没有健壮肉身的支持，他已再也不能和以前的自己相比了。所以当刘营长劝他慢点喝酒时，他大不以为然他说：“这点子台湾的金门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吗？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陆上，贵州的茅台喝过几坛子了？”言下流露对象征“现在”的台湾之轻视，对象征“过去”的大陆之向往。接着他对刘营长说：“莫说老弟当了营长，就算你挂上了星子，不看在我们哥儿的脸上，今天八人大轿也请不动我来呢。”这虽是一句醉话，却赤裸裸揭露了赖鸣升那已成幻影而不自知的巨人自我意象。
醉醺醺的赖鸣升，对自己现今处境发了几句牢骚，然后晃荡着头颅说：“今年民国多少年，你大哥就有多少岁……到了现在还稀罕什么不成？……就剩下几根骨头还没回老家心里放不下罢咧。”这里，即使赖鸣升本人没有“自大”到把自己比做中华民国的意思，作者的影射用意是明显的。事实上，作者在小说开头描写赖鸣升的外貌时，就特别提到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磨得见了线路的藏青哔叽中山装”。
刘太太阻止赖鸣升再喝酒。赖鸣升挣扎立起，狠狠拍了两下胸膛，沙哑着嗓子说道：“弟妹，你也大小看你大哥了。你大哥虽然上了点年纪，这副架子依旧是铁打的呢。”于是他离开桌子，摆起架势，当众扎手舞脚的打起拳来，炫示他的功夫。刘太太笑着，硬拉他到后面洗脸，赖鸣升临走还回过头来说，日后“打回四川”时，他至少还抬得动十个八个饭锅头。不久，从盥洗室，便传出一阵呕吐的声音。
赖鸣升醉倒睡下了。本来计划打通宵麻将的，终于没有打成。当初吹说最会“逛花园”，约定“不到天亮，今夜谁也不准下桌子”的，原来是他自己。而现在，纵然“有心”，却已“无力”；精神尚存（睡倒前还特别嘱咐刘营长“替几手，回头他自己来接”），但肉体到底支持不住。他这一睡下去，当然是爬不起来的。即连放爆仗给刘英看的小小诺言，也没得守住。今日的赖鸣升，其人与其自我意象之间，是很有一段距离的。
现在让我们谈一谈这篇小说里的其他角色，和他们对赖鸣升的看法。
刘营长和赖鸣升是老朋友，同乡、同辈、同行，背景相似。但他年纪比赖鸣升小一截，还没到退休年岁，“一个营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手下也有好几百人”。所以他的“身分”，就职业方面来说，异于赖鸣升，并没“下降”。此外，更大一个区别，是刘营长有家室；他有一个赖鸣升认为是“前世修来”才能得到的好太太，和一个才十岁大，活泼顽皮，还很需要照顾的儿子。所以目前的现实生活，对刘营长夫妇，还是有意义的；对“过去”的回顾，虽然带给他们温暖，但只能说是生活的“调剂”，而不是生活的“全部”。
刘营长和赖鸣升原是患难弟兄，也以弟兄互相称呼，谈话之间，颇能使人感觉出他们的手足真情。然而刘氏夫妇对这位“赖大哥”，所怀的真挚友情之中，却又夹杂着相当成分的怜悯与纵容。他们看得见赖鸣升自己看不见，悟不到的弱点，但基于一般人情，以及对赖鸣升的同情与友谊，他们纵容他、随和他、容忍他。在吃这顿“团圆饭”时的谈话过程中，我们一再感觉出刘氏夫妇的这种态度。常常是经由赖鸣升某一句话的“提示”，促使他们赶紧附和，说一句两句或真心，或不十分真心的话，来帮着肯定一下他们明知已成虚幻的赖鸣升的“巨人”自我意象。下面是几个例子：
赖鸣升：“亏得他还记得我这个老长官，我倒把他忘掉了。”刘营长：“大哥，你也是我的老长官，我先敬你一杯。”赖鸣升：“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当年我捆起斜皮带的时候，只怕比你还要威风几分呢。”
刘营长：“大哥当年是潇洒得厉害的。”
赖鸣升：“这点子台湾的金门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吗？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陆上，贵州的茅台喝过几坛子了？”
刘营长：“大哥的海量我们晓得的。”
刘太太是个很好心肠的女人，和她丈夫一样，出于怜悯与人情，说些熨帖的话，使赖鸣升心里高兴。但她对赖鸣升的情谊，是由她丈夫而来，所以她对赖鸣升的看法，比刘营长“客观”一筹。她虽也真心跟着喊“老长官”，同声扶持赖鸣升的自我意象，但她对真正的他，看得相当清楚；像她半玩笑半认真地想把他介绍匹配给“我们街口卖香烟的那个老板娘”，一方面固然显示她的关心，一方面却也多少泄露出她对他身分的真正估价。她的“容忍”成分，远胜“了解”；在她看到赖鸣升喝醉时，能冷静地把酒瓶“劈手夺了过去”。她到底像一般家庭主妇，对烹饪的兴趣高于对朋友的了解；在赖鸣升那样激动地再度活于过去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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