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梦见夫人站在以前南京清凉山那间公馆花园的牡丹花里头，向她招手喊道：“顺恩嫂，顺恩嫂，快去拿件披风来给我，起风了。”如此，作者显然向我们暗示，顺恩嫂这天来访，是受到李夫人灵魂的感召。可是，为什么？李夫人为什么召唤顺恩嫂？离开了世间的她，又有何求？
答案是有的，就在小说的末尾。“病昏了”的顺恩嫂，一直没晓得她奶大的李少爷，由于精神失常从外国回来的事。当她得知，而随着罗伯娘去院中见他，她看见这个可怜的白痴，在如此寒冷多风的冬天，“脱了鞋袜，一双胖秃秃的大脚，齐齐的合并着，搁在泥地上，冻得红通通的”。他“正抓着一把发了花的蒲公英在逗玩，蒲公英的白絮子洒得他一身”。这个景象，和她连做三夜的梦境，暗中相对呼应，站在牡丹花里的李夫人，由于起风天冷，招呼顺恩嫂拿件披风来御寒。坐在蒲公英白絮子里的李少爷，在寒大里挨冻，默然等待顺恩嫂带给他一点温暖。梦里夫人的呼唤，正是少爷心底无声的呼唤。母亲的“灵”，就是儿子的“灵”。母亲，就是儿子。
而顺恩嫂，顺着她的恩人李夫人灵魂的招唤，来到李宅，把温暖带给了与现实脱节的少爷，使得他那“张着空洞失神的眼睛”的“一点表情也没有”的脸蛋，突然问绽开了“嘻嘻的傻笑”。梦里夫人所求的披风，顺恩嫂真的带来给了少爷：我们岂不见，她那件宽大黑外衣，被风吹飘起来，“覆盖到胖男人的身上”！
然而有一点，非常具有反讽含义。就是，这件给予温暖的黑大衣，同时也正是死亡或败亡象征。作者如此暗示，惟独我们传统的人情社会，才能使人类感觉温暖。但这种社会，却因不合现代潮流，不得不败亡！
这里，含蓄着人世间的基本困境：注重精神，就导致肉体败亡；注重肉体，就导致精神败亡。而精神与肉体之间，又往往是取或舍的问题，不是常能折衷妥协的。西方工业社会的功利主义和社会的唯物理论，都只重视肉体现实，不重视或根本否认精神的存在。如此，既无“精神”的牵绊，社会繁荣得快，国家兴盛得快，一般平民的物质生活水准也很快提高。不幸的是，组合成社会国家的基本“个人”，却失去“心”，失去“清”，只是“肉”，只是“物”。人间变得“好冷”，人类心灵无法沟通。人，成了养得健康硕壮的行尸走肉。反之，我国传统的文化，与传统社会观念，一向偏重精神，偏重“清”，而十分漠视或轻视肉体现实。于是人间充满温暖；人，由于能够自别于动物和无生物，也就是说，因为是万物之“灵”，而能保持一份做“人”的光荣与尊严，但，正如一个人不能单靠精神过活，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在长期漠视肉体现实的情形下，必然因贫血而不支倒下。难怪残破的李宅，位于“南京”“东路”，而房子大门柱上的一对玻璃门灯，“右边一只碎掉了”。
白先勇的冷静头脑，清楚明白，我们如果要在现世活下去，就必须接受肉体现实，重视肉体现实。然而他那痴情的心，却固执不肯放弃他显然认为比生命更可贵的“精神”。所以在他小说创作中，我们常可感觉到肉体与精神之间又强又紧的张力。他的人生观显然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完全是和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我看过一篇登在香港某杂志上的讨论白先勇小说的批评文章，作者显然是左派，名叫李黎，论文题目是《殡仪馆的化妆师》。这“化妆师”，指的就是白先勇。李君抨击白先勇的小说题材与小说人物，并特举《思旧赋》为例，指责白先勇的“阶级观念”。李君十分赞成李小姐“唾弃了那个家”，也好像认为桂喜和小王两个年轻仆人，偷窃主人一箱玉器逃跑，是很应该的事。但，最使李君义愤填膺的，是白先勇把痛骂桂喜和小王的话，“塞进如此忠心耿耿的模范奴仆口中来说”，这，等于是作者“强迫被剥削的阶级也与他认同，一起来责备其他不甘于被剥削的人”。
对于这样的“文学评论”，我本来不愿浪费篇幅谈起，我之所以提及，是想用此做个引子，解释一下白先勇为什么选用两个老女仆，来抒发他的思旧怀古之情。
我已相当详细地讨论，这篇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二老女仆，而是李长官家庭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而李家既影射传统社会文化，那么，忠诚悼念传统社会文化的人，就不能是李家自己人，却又必须是十分忠于李家的人。这样的人选，没有比旧式家庭的老忠仆更适当的了。
而顺恩嫂和罗伯娘，正如美国“南方文学”里几个有名的黑人女仆，像《声音与愤怒》中的笛尔西（Dilsey），或《飘》里的“嬷嬷”（Mammy），一点都不认为自己的身分是卑下的“奴”。她们只觉得自己是帮助主人做工的朋友，而在这种身份中保持着一份尊严。于是，在她们心目中，主仆之间的恩情，价值远甚于抽象的“人权”观念（正如今日妇女，虽明知“女权”道理，却还为“情”自甘受缚）。我们一般人，谈到美国南北战争，常以为南方人是压迫黑奴的“坏人”，北方人是解放黑奴的“好人”。这实在是曲解了历史。南北战争的真正意义，是北部工商业社会与南部农业社会之争。美国有一大派历史学家，以查里斯·毕亚德（CharlesA.Beard）为首，坚持认为南北战争的成因是经济性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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