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讲开会度过去的，看起来热闹得很”。可是现在，坐在台北温州街余教授家咀，沉浸在旧日友情和往事回忆的温暖中，这一郁结突然逐渐舒松争开。我们注意到，二友谈话过程中，吴柱国仿佛被一股力量驱使，非向余教授“认罪自白”不可，非把自己的“面具”一层层剥开不可。
如此，在此短暂的时间内，吴柱国揭露了自己都不愿面对的“自我”。而这个揭开了面具的赤裸裸的吴柱国，和他平日呈现于世的面貌完全不同。作者十分巧妙地用衣装的解脱，来暗示“面具”的解脱。我们记得吴柱国抵达松山机场时，穿黑呢大衣，戴银丝边眼镜，手持烟斗。他一到余宅。先就脱下了大衣，而他悲痛说起五四运动被美国学生无情地“重新估价”之经验，他“把烟斗搁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
除了衣服饰物的装戴和解脱，吴柱国的整个神态仪表，给世人的印象和此刻揭露的“真我”之间，也成一个强烈对比。在飞机场时他梳理得“雪亮”的一头银白头发，进入余教授家“都让他揩得蓬松零乱起来”。那份“恂恂儒雅”“从容不迫”的风度也消失不见，话说急时，他会迫促地“挣开余教授的手”，声音会变得“激动”“痛苦”，并“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紧皱的眉心”。
衣饰和仪表的改变与对比，当然都是影射吴柱国在现实世界里所表现的生活态度，和他隐讳在内心的精神状态，之间的大差距。五四时代，他满腔热血，敢做敢当，表里如一。为达理想，他耿直不屈，不求妥协。可是如今，由于现实情势的逼迫，现实生活的压力，他把真正的自己掩藏起来，把“精神”榨挤一角，而和现世取得了妥协，从他的谈话内容与口气，我们很可以感觉到他现今这种妥协的生活态度。回台后，他忙于参加应酬，就是一个例子。以前他最“直”，现在变得甚“圆”；邵子奇请客，“我根本没有下箸”，但大概因为他做官，是政府要人，他还是要赴约敷衍交际一下（余教授则保留住某种憨直，还是“方”型人物，“不会讲虚套”，因而和邵子奇断绝了来往）。告别的时候，吴柱国说次日一早还要到政治大学去演讲。作者用“政治”大学，而不用台大或师大，似亦存心传达某种暗示。
不错——尽管吴柱国内心藏着深切的悲痛，时间毕竟也改变了他，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他。和余钦磊的遭遇一样，“现在”总征服“过去”，“现实”总征服“理想”。在飞机场上他从容不迫应对记者的访问——他必须撑住现在的脸面。余钦磊到底是属于过去的人，他怎么能不顾现在而奔向过去？所以，在欢迎的人群中看到余钦磊，他也只能悄悄在他耳边说一句：“还是过两天，我来看你吧。”在余教授的旧情温暖中，他的内心郁结得以一弛，可是起身告辞时，他又已经回到了现实，说他后日便要飞西德参加一个汉学会议，“你不要来送我了”。他不要余教授去机场送行，当然也是关怀他跛足行走不便等等，可是显然也因为他知道，在记者和政府要人拥围中，他将无暇顾及这个旧日的老友。
吴柱国对五四运动时代老朋友所怀的愧怍心理，也十分值得注意，他深知中国人的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余教授谈到针灸治疗时也说“中国人的毛病……洋法子未必奏效”），可是他自己却“在国外做了几十年的逃兵”。于是他觉得对不起五四时代的理想，五四时代的朋友。他说起陆冲在大陆跳楼自杀的事，感慨唏嘘，即为一证。在这次相聚谈话之前，他一直以为余钦磊和贾宜生二人坚持着过去的精神，不顾生活清苦而守住自己“岗位”。他说：
“你不知道，钦磊，我在国外，一想到你和贾宜生，就不禁觉得内愧。生活那么清苦，你们还能在国内守在教育的岗位上，教导我们自己的青年——”吴柱国说着，声音都微微颤抖了……
他明白自己早被现实击倒，却以为老朋友还抱持理想，他的惭愧心情可想而知。谈话过程中，余钦磊每次提到他自己或贾宜生的穷困处境，吴柱国的回应和叹息总是“含糊”、“暧昧”的，这也暗示他内心的罪咎感。然而，愧怍的心情，不论多么令他难受，到底抵御不住现实的逼求。当他最后得悉余钦磊因债务偿还不清而打算出国，“吴柱国举起手来，想说什么，可是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又默然了”，他想说又没说的，是什么？作者并没说明。但我们可以想像推测，在这一片刻，他差一点说出要替余教授还债，使他能继续“守住岗位”。但他及时把话吞了下去，因为，他怎能不顾现实？再一年他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后的日子。没钱怎么过得去？
如此，恰似余钦磊为自身现实需要而顾不得贾宜生，没有出让奖金，吴柱国在“情、理”正面冲突下，同样选择了“理”，牺牲了“情”。
以上，我们已详细看到，时间和现实环境如何无情地改变了小说里的两个主角。现在让我们看看，作者又如何把五四时代和今日时代做为对比，以强调引发“不堪回首”的今昔感触。
概括言之，作者视野中的五四时代，是浪漫的，单纯的，热情的，追求精神解放的。今日时代，是理性的，机械化的，冷酷的，追求物欲满足的。作者当然自己不说，也没让小说人物说出这样的话，却藉由余，吴二人所叙述的自身遭遇，有力呈现出来。
哈佛大学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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