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那么强壮，你怎么置他于死地？哥哥说，身体强壮的人必定是暴死，你等着吧，明天那厮肯定暴死床上。他还未娶妻生子，你当嫂子的明天一定要抱尸大哭一场，以慰祖先在天之灵。第二天早晨嫂子进了小叔的房间，看见小叔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摸鼻孔，果然冰凉冰凉的已经咽气。嫂子当即大哭，并在茶馆门楣挂上白布与麻片，引来众多茶客和街人看死人，看死者面色依然红润，似仍沉浸在美梦之中。说是暴死，人皆深信不疑，哥哥请了验尸人来，验尸人遍查尸体各部，没有发观伤口，扪其舌苔，也非毒药所致，于是盖棺论定，梅家弟弟暴死身亡。停尸三日，人殓送葬，不料一个聪明的钉棺人对死者死因有所察觉，其时钉棺人一手执锤，一手执钉，正等把最后一颗长钉打进棺木，钉棺人眼睛一亮，猛然失声尖叫，钉子，钉子。他打开植板，解开死者头上的髻子，果然发现死者的天灵盖上嵌着一颗铁钉。此时哥哥跪地告罪，所谓暴死原因真相大白。翌日，哥哥被投入大牢。梅家茶馆一时人去楼空，独由孤儿寡母支撑度日。
苦不堪言。
诸如此类的记载在历代小说野史中实属多见，但是《香街野史》中记载的是我们这条街道的如烟如云的历史故事，尤其是书中两次提到我所熟悉的梅家茶馆，提到金文恺的祖辈逸事，我想书的作者对今天的生活早已充满了预见，几百年前的生活仍然散见于这条街道的每个角落，捉奸和谋杀充斥于现实和我们的梦中。书中的每一篇章读来都使我身临其境。
有人猜测《香街野史》的作者草木客就是金文恺，说他晚年幽居在家就是在撰写这部充满罪恶虚伪和欺诈的怪书。我不能苟同，因为我记得很清楚，书是清末民初时由地下刊出的，它不可能出自金文恺之手。我为证实自己的观点，曾到床底下细细翻过所有的藏书，结果很蹊跷，那本书不见了，再也找不到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珍贵的《香街野史》弄丢了，也许已经丢了好多年了。现在我面临某种绝境，一旦香椿树街居民对我的这部作品群起攻之时，我再也拿不出别的证据来了。
冬天下第一场大雪的时候，红菱姑娘的尸体从河里浮起来，河水缓慢地浮起她浮肿沉重的身体，从上游向下游流去。
红菱姑娘从这条河里来，又回到这条河里去。
香椿树衔的居民都拥到和尚桥头，居高临下，指点着河水中那具灰暗的女尸，它像一堆工业垃圾，在人们的视线中缓缓移动。当红菱姑娘安详地穿越和尚桥桥洞时，女人们注意到死者的腹部鼓胀异常，远非一般的溺水者所能比拟，于是她们一致认为有两条命，她的肚子里还有一条命随之而去了。
有人用竹竿把红菱姑娘的尸体戳到岸边，然后把死者装进一只麻袋里，由东街的哑巴兄弟一前一后扛到姚碧珍的梅家茶馆前。在茶棺门口，哑巴兄弟受到了姚碧珍的阻拦，姚碧珍双臂卡住大门，她说，谁让你们把死人往我家里抬的？她是我妈还是我女儿？给我抬回去，抬回去。哑巴兄弟不会说话，就把大麻袋往地上一放，边上会说话的人就说话了，你老板娘也说得出口，抬回去？抬回到河里么吗？她是梅家茶馆的人，不回茶馆回哪里去？姚碧珍就破自大骂，谁说她是茶馆的人？她死赖在这里，打她不走，骂她不定，死了还要我来收尸吗？你们谁去捞的，好事做到底，不关我的事，捞尸的是哑巴兄弟，这时哑巴兄弟朝姚碧珍摊开手，等待着什么，姚碧珍说，你们张着手要什么？哑巴兄弟细细地比划了一番，原来是要钱。姚碧珍气得跳起来大骂，还跟我要钱？老娘赏你们一人一条月经带，你们要吗？
姚碧珍蛮横恶劣的态度没有吓退前来瞻仰死者的香椿树街人，他们对着地上湿漉漉的麻袋啧啧悲叹。好端端一个大姑娘，怎么就死在河里了？你去掰开她的嘴问问她，怎么就死在河里了？我也想听一听呢。这时候人群里响起一个尖锐的声音，蓄意谋杀，梅家茶馆蓄意谋杀。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懂蓄意谋杀的意思，他们朝那个人看，那个人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用鸭舌帽压住了激动的眼睛，一转身就逃出了人群。
那个人就是我，我当着众人宣布了我的判断后，一转身就逃出了人群，我与大批的前去梅家茶馆看死人的人擦臂而过，逆向而行。天空中的雪花一片片飘向我的肩头，飘在香椿树街头，很快地积成薄绒般的雪层，回头一看我们的香椿树街被白雪覆盖了一天，自茫茫一片真干净。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红菱姑娘的确是被蓄意谋杀的。1979年冬天的一个雪夜，李昌把熟睡中的红菱姑娘从沿河窗户中扔出去，扔到河里。李昌在出逃新疆途中被抓获，扭送回到香椿树街的老家。李昌不成功的出逃纯粹是误会所致，或者说是错误的距离感的原因。李昌以为新疆距香椿树街不会超过到上海的距离，他跑到长途汽车站，向售票员要到新疆的车票。售票员就给了他一张到新姜镇的票。他就上了去新姜镇的长途汽车。需要说明的是李昌只上过一年小学，他认识"新"字但不认识"疆"字，所以人们对李昌潜逃的失败也没有什么可惋惜的。
李昌被收审时与审讯人员的对话后来在香椿树街流传甚广。
李昌，你杀了人，你知罪吗？
知罪。要不然我就不跑了。
李昌，你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没有什么动机。我也没用枪没用刀的，我把她从床上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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