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是80年到某年间的作品，但它自己举的例子却大多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作品，77年的《班主任》，78年的《伤痕》，79年的《将军吟》，等等，不知道是不是把“年代”和“世纪”的表达法搞混了，比如“二十世纪”其实是以“19——”开头的，而“20——”开头的已经叫做“二十一世纪”了，于是这位同学就把77,78,79等叫做“1980年代”。
上述定义里有几个关键词：“精神内伤”，“人学”，“感情”。这后两个关键词点明了“伤痕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划时代作用，但不能用来界定“伤痕文学”，因为按照这后两个标准，文革后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有很多可以划入“伤痕文学”，因为它们都是回归“人学”并“强调了感情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所以真正的关键词是这个“精神内伤”，而且是“文革造成的精神内伤”。那么究竟什么是精神内伤呢？我们可以借助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来弄个明白。
刘心武的《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可惜它用了一个非常不适合做文学流派名称的“班主任”来做题目，使它失去了一个用来命名文学流派的机会。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将那类文学称为“班主任文学”，那该是多么地误导读者。由此可见，凡是想以新的流派创始人身份流芳文学史的人，在确定题目时不得不格外小心，稍有疏忽，一个名垂文学史的机会就失之交臂了。
《班主任》是个短篇，故事很简单，写一个刚从拘留所放出来的坏孩子宋宝琦被分到了张老师班上，故事就围绕如何教育这个孩子展开。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故事里的几个人物显然是很脸谱化的，张老师是个循循善诱的好老师，肩负着“救救孩子”的重任。宋宝琦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不好好读书，跟流氓团伙的人混在一起，身上脸上都有些因打架闹事留下的“伤痕”。但他无意中干了一件很“文学”的事，从学校的废书库里偷出了一些文学瑰宝，如《牛虻》《战争与和平》之类。不过由于他没什么文化，很多字都不认识，他把"牛虻"读成“牛亡”，把“辛稼轩词选”读成“新嫁车的词儿”等等。
团支书谢惠敏代表着另一类人，她是个根正苗红的孩子，政治上很要求进步，但才华平平，长得高却没有打篮球的天分，团组织生活只知道读报纸，对宋宝琦这个人还有他偷出来的那些书，谢惠敏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的，《牛虻》自然当成“黄书”，要坚决收缴销毁。她对张老师教育宋宝琦的方法很不以为然，形成张老师的对立面，俨然两条路线的斗争。
故事里还有另一个女孩叫石红，因为经常跟父母一起学习马列原著和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瑰宝，头脑比较清醒，大概是作者塑造的一个理想学生形像。
《班主任》的功劳在于成功地塑造了这几类学生，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文革对孩子造成的影响。至于怎么样教育宋宝琦和谢惠敏这样的学生，还没写到，但张老师下了一个决心：
“他决定，要争取在教师会上发言，阐述自己的想法：现在，我们不仅要加强课堂教学，使孩子们掌握好课本和课堂上的科学文化知识，获得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仅要继续带领他们学工，学农，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还要引导他们注目于更广阔的世界，使他们对人类全部文明成果产生兴趣，具有更高的分析能力，从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强有力的接班人……”
不怪刘心武抱怨他的《班主任》遮盖了他后来在文学上的所有建树，这样的作品，让他自己在三十年后回头去看，恐怕都是惨不忍睹。但这是他的成名作，而且是一个文学派别的开山之作，必然会成为“刘心武”的代名词，也必然会被写进中国文学史，让世世代代的中国读者瞻仰。后人提到刘心武，只知他写过《班主任》，而不知道他还写过别的更好的东西。对一个作者来说，那真是一个可怕的前景。
卢新华的《伤痕》也是一个短篇，故事很简单，写一个叫晓华的女孩，妈妈被打成叛徒，她便认为妈妈是坏人，与妈妈划清了界线，提前毕业上山下乡了。从那之后她拒绝跟妈妈来往，妈妈寄来的东西和信件一律退回。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她自以为与叛徒妈妈划清了界线，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之后，她的男朋友在调往县宣传部工作时却被迫与她划清界限，不然就不能去干那项革命工作。晓华主动与男朋友小苏断绝了关系，成全了男朋友。
在跟妈妈决裂了八、九年后，晓华收到妈妈一封信，说组织上已经给她平反了，但她的身体被摧残得厉害，活不久了，希望女儿能回去见上一面。晓华赶到妈妈身边，但妈妈已经去世了。
“伤痕文学”的这两个经典之作，毫无疑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叫“精神内伤”的绝好注解。所谓“精神内伤”，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心灵扭曲”，或者叫做“被洗了脑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班主任》里的谢惠敏比宋宝琦扭曲得更厉害，而且更带有文革的特征。宋宝琦一类不好好读书的混混，哪个时代都有，但谢惠敏这样“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类型的学生，可能是典型的文革产物。
《伤痕》里的晓华，很明显也是被洗了脑了，阶级性跃居首位，人性亲情退居N线，因为妈妈是叛徒，是阶级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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