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来看这样的文字，仍然有不寒而栗的感觉，想想《班主任》和《伤痕》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发表的作品，两位作者无疑是勇敢的作者，发表这两篇作品的编辑无疑是勇敢的编辑，而敢于刊载这两篇小说的刊物无疑是勇敢的刊物。
艾米的《山楂树之恋》写成于三十年后的2006年，最早是在网上连载的，既没有党的监视，也没有编辑的干预，所以她写得比较自由。她尽可能地保持了人物语言方面的文革风味，但她的叙述语言，跟文革语言是完全没有相似性的，所以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山楂树之恋》绝对不是“伤痕文学”。
那么《山楂树之恋》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是否心灵被扭曲了呢？
有读者提议在谈论人物心灵是否被“扭曲”之前，得给“扭曲的心灵”下个定义。网友艾友友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
“有人在文革里造反，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还有的人是真诚相信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的;有人揭发自己的家人，跟自己家人划清界限，是为了保全自己，或者往上爬，还有的人揭发家人是真诚地认为那是为了家人好;有人批判某些书-黄-，是为了显得自己革命，捞取政治资本，但私下里他们就喜欢看那些-黄-的部分，还有些人是真心认为那些书-黄-的，看了会觉得恶心。所以我觉得-心灵扭曲-就是那些从内心认同文革那些变态理论的人。”
很多网友在认真阅读原文的基础上得出了“主要人物心灵没有扭曲”的结论，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到文学城艾园或百度艾园《命运恩赐（15）》下面查看那些评论，我这里就不大段摘抄了。
文革的“变态理论”究竟是些什么理论呢？让我们再回到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去找答案。《班主任》里面的谢惠敏，出身工人家庭，是当时的“红五类”，她是虔诚地相信阶级斗争观念的，她的价值观审美观都是标准的文革式，一看到《牛虻》这样的书，就认为是“黄”书，就要展开大批判，不批就心里难受。《伤痕》里的晓华，也是虔诚地相信阶级斗争观念的，哪怕是自己的母亲，一旦被打成了阶级敌人，做女儿的就与其划清界线，连母女关系都不承认、更不保持了。
所以文革造成的“心灵扭曲”，其最大特点就是用阶级的观念看待一切事物，用阶级性代替人性，用阶级立场代替真理，具体来说，就是信奉两个“凡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既然“我们”是指无产阶级，那么“敌人”当然就是有产阶级了，凡是有产阶级拥护的事，我们都要反对，于是有了“越穷越光荣”的价值观，有了“黑红脸膛”的审美观，有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亲情观，有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德才观，有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观。
可以这样说，凡是发自内心地信奉这些观念的人，他们的心灵就是被扭曲了的。由于这些观点的盛行，有很多人虽然不信奉，但也不敢公开反对，不然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那些人的行为可能被扭曲，但心灵并没有被扭曲。敢怒不敢言，是文革时期人民生活的一大特点；言不由衷，是文革时期人们不得不采取的生活方式。
用静秋的话来说，就是有两双眼睛，一双眼睛是心灵的眼睛，代表的是内心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另一双眼睛是脑子里的眼睛，代表的是“官方”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两双眼睛就一定得配上两个嘴巴，一个嘴巴说的是心里话，另一个嘴巴说的是“官方”允许说的话。
那时能说心里话的范围一定是很小很小的，因为亲情已经被阶级观念所代替，阶级斗争的弦从早到晚都绷得紧紧的，朋友之间互相揭发、亲人之间互相揭发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有时是出于公报私仇，比如有个妻子就是因为跟丈夫吵了几句嘴，就跑去揭发了丈夫曾经用带有毛主席头像的报纸包咸鱼的事实，于是将这个丈夫送进了监狱。还有的是虔诚地相信自己的亲人做了反党反人民的事，活该揭发出来送进监狱的。那时有亲自将子女的“反动”日记交出去，将子女送上刑场的父母，也有将自己父母的“反动”言行汇报给领导，将父母抛进监狱的子女。
文革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说真话的代价往往是惨重的，连中小学生写作文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说真话，作文可能不及格；说假话，良心上又过不去。据说那时的父母最怕与孩子探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问题，叫子女说假话吧，怕子女变成了撒谎的坏人；叫子女说真话吧，又怕招来杀身之祸。
《山楂树之恋》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静秋看到张村长的那一刻，她就知道这教材真的要靠“编”了，因为张村长不符合当时对正面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的描写。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又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山楂花是不是烈士鲜血染红的？她的心里当然知道山楂花不可能是烈士鲜血染红的，但村长是这么说的，她该怎样写呢？
老三跟静秋的第一次见面，两个人就探讨了“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问题。当静秋说她不会拉手风琴的时候，老三说：““谦虚使人进步，你这么谦虚，进步肯定很快。但撒谎不是好孩子，你肯定会拉。”
一语道破天机!“官方”的说法是“谦虚使人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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