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利斯特指的是造成埃利奥特在战争接近尾声时精神崩溃的直接诱因。充满烟的大楼是巴伐利亚的一家单簧管工厂。听说党卫军刺猬弹轰击过这座楼。
埃利奥特带着他的连队的一个排冲击这座楼。他常用的武器是一支汤姆逊冲锋枪。但是这次他带的是一支步枪，而且上好了刺刀，因为担心在烟雾中误伤了自己人。他从来用过刺刀捅人，在大屠杀的年代里也没有过。
他向一个窗户里扔进一颗手榴弹。爆炸的时候，罗斯瓦特上尉亲自爬进窗户，发现他自己站在一片停滞不动的烟海之中，它起伏不平的波面恰及他的眼睛。他昂起头以保持鼻子在浓烟之上。他听得见德国人在讲话，却不见他们。
他向前跨了一步，绊住了一个人，又摔倒在另一个人身上。这些都是被他的手榴弹炸死的德国人。他起身，发现面对面站着一个头戴钢盔，面戴防毒面具的德国人。
埃利奥特像他一向作为一个好战士那样，用膝盖猛顶那个人的小肚子，用刺刀直插其喉咙，抽出刺刀以后又用枪柄打碎了那人的下巴。
此时，埃利奥特听到一个美军军士在左边嚷嚷。那边的能见度好得多，因为那个军士在喊着：“停止射击！莫动枪，你们这些人，上帝呀，他们不是军人。他们是消防队员！”
这是事实：埃利奥特杀死了三个没有武装的消防队员。他们是普通的老乡，正在从事着努力使房子和氧气隔绝开来的英勇而无可非议的事业。
在卫生员取下被埃利奥特杀死的三个人的防毒面具的时候，他们竟然是两个老人和一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就是埃利奥特用刺刀捅死的那一个。看上去他不超过十四岁。
在此之后，埃利奥特有十分钟光景还相当正常。然后，他平静地躺在一辆在行进着的卡车的前面。
卡车在关键时刻停下来了。但是车轮已经碰到罗斯瓦特上尉。当他的吓得要死的士兵抬起他的时候，他们发现埃利奥特全身僵硬，甚至抓住他的头发和脚跟就可以把他抬起来。
他处于这种状态有十二个小时，不说不吃———因此，他们就把他运回到快活的巴黎。
“他在巴黎的行为如何？”参议员很想知道。“那时候，在你看来他是否正常呀？”
“我就是在这时候才偶然认识他的。”
“我不太懂。”
“神父的弦乐四重奏小组在一个美国人的医院为一些精神病人演出———神父和埃利奥特谈了话，神父认为埃利奥特是他认识的最清醒的美国人。在埃利奥特病好出院的时候，他受神父之邀去吃饭。我还记得神父是这样介绍的：‘我想让你们见见这位当今唯一真正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人。’”
“他这么清醒，有没有告诉你什么？”
“那是他留下的总的印象———实在的，比他说的那些具体的话印象要深得多。我还记得神父是怎样描述他的。他说：‘我带回家来的这位年轻上尉———他瞧不起艺术。你们能想象吗？蔑视艺术————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居然使得我因此而喜爱他。我记得，他说的是艺术与他无缘。我觉得，这种说法对于一个在执行任务中刺死了一个十四岁孩子的人，是十分公正的。’”
“我第一眼看到埃利奥特就爱上了他。”
“你能不能换个词？”
“什么词？”
“除了爱。”
“还有更好的词吗？”
“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词———但是一到埃利奥特身上就变了。现在对我们来说，它已经失去了那种意义。埃利奥特在爱这个词上的所作所为，同俄国人在民主这个词上的所作所为完全一样，如果说埃利奥特是要爱所有的人，根本就不问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工作是什么；那么，我们这些人则总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原因而爱某些特定的人，所以我们这些人最好还是再找一个新词。”他抬起眼睛看着他的已故妻子的油画。“比如说吧，我爱她更甚于我爱我们的扫垃圾工人，这让我犯了一个很可笑的错误：歧视。”西尔维亚淡淡地一笑。“在找到一个更好的词儿之前，我是不是可以继续使用这个老词———就是今天晚上？”
“由你嘴里说出来，它的意义不只如此。”
“在巴黎，我第一眼就爱上了他———现在我一想起他，还是爱他。”
“在这场把戏中，你一定很早就认识到了，你遇到的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那就是酗酒。”
“这是关键问题。”
“还有和阿瑟·加尔维·厄尔姆的那件糟心的事。”厄尔姆是一个诗人。当基金会还在纽约的时候，埃利奥特曾给了他一万美元。“那位可怜的阿瑟对埃利奥特讲，他想要完全自由地说话，不用考虑钱的问题。埃利奥特当场就签了一张巨额支票。那是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西尔维亚说，“我记得阿瑟·戈德弗雷，罗伯特·弗洛斯特，萨尔瓦多·达利———还有其他许多人。
“埃利奥特对他说：‘你必须实话实说，现在是该有人讲老实话的时候了。如果你还需要更多的钱来讲出更多的老实话，再来找我好了。’
“可怜的阿瑟昏头昏脑地在酒会上到处乱转，给人家看那张支票，问他们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都告诉他，这真正是一张支票。然后他又回来找埃利奥特，再一次弄清楚了支票的事并不是开玩笑。然后，他几乎是歇斯底里地请求要埃利奥特告诉他应该写些什么。”
“‘那可是事实啊！’埃利奥特说。”
“‘你是我的庇护人———我想，你作为我的庇护人，你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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