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的必然通过大量的历史偶然去实现。”不是说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它就是必然会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会经过许多路口，需要跨过许多急流险滩。我们从这个问题上看周恩来，他不是对党和军队的命运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吗？而且像这样的事情周恩来终生对任何人都没有讲过。
周恩来晚年病重的时候，叶剑英元帅当时就认定：周总理肚子里要说的话很多，你们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随时准备好笔，把他说过的话一一都记录下来，哪怕在昏迷中说的话也要把它记下来。周恩来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确实按着叶帅的要求准备好了纸笔，要把周恩来说的任何话都记下来。
结果一直到周恩来去世，警卫也好，护士也好，他们准备的笔都没动过，纸还是一张白纸，一个字都没有记录。周恩来同志一辈子都是这样以组织为核心，以组织的生命为核心，以组织的利益为核心。他完全牺牲了自己。这么多年，我们一直讲周恩来同志的贡献，但一直都讲得不够。
周恩来同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称赞他。但也不光是称赞，诋毁周恩来的话也有，像周恩来同志的“世故主义”，周恩来同志如何如何“不讲原则”，周恩来如何“和稀泥”，这方面讲的人也很多。
我觉得不管是称颂的或者是诋毁他的人，都没有认识到在中国革命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关头，周恩来同志作出的关键性贡献。当时的党中央不知道少了毛泽东的长征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时的毛泽东同样也不知道自己留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所谓的历史真实，不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安排好了的，我们走到这就是遵义会议，走到这就是延安，走到这就是天安门，没有这样的安排。全是什么？全是人的努力、奋斗、牺牲。共产党一步一步这么走过来，在这其中周恩来表现了极大的历史自觉。
他通过组织，通过协调，把党的力量最大可能地凝聚在一起，把一个散射的手电筒的光芒变成一束激光。组织协调工作当然不光是周恩来同志一个人做的，但是周恩来同志是党内最杰出的组织协调工作者。这点，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
在长征之前那个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谈话，它的结果决定中国革命命运。31.周恩来巧解博古心结，毛泽东获真正领导权在长征的过程中周恩来与博古还有一次重要的谈话。博古当时是我们党内很年轻的领导者，他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时还不到25岁，很年轻，长征的时候博古同志也就是二十八九岁的样子。
这样一位年轻的领导者，当然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思虑还不够周全。因此，博古在指挥反“围剿”的过程中，在指挥红军长征的过程中，有一些失误。那么到了遵义会议的时候，就有一个更换领导权的问题。博古在当时不太适合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了，要做一个调整。
当时倾向于由张闻天来负责，但是还没有完全地明确。由于这个原因，遵义会议开过之后，中央的两个挑子，一个是中央的印章，一个是中央的文件，这两个挑子还跟着博古同志。从内心来说，博古还是有些疙瘩没有解开，思想上还存在着问题。
这种情况一直到遵义会议开过20天之后。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正式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周恩来那天晚上在那个地方与博古有一次彻夜长谈。
我们前面讲的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那次彻夜长谈，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来。那么这次周恩来与博古的谈话是有东西留下来的。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飞机失事牺牲了。因为周恩来那次跟他的谈话令他印象至深，他把这个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潘汉年，潘汉年也作了一些记录，后来就流传下来了。
实际上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
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这是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谈话。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来了。后来博古在党内一些重大问题的斗争中，都坚决地站在中央这边，比如说与张国焘的分裂倾向的斗争。
博古后来在牺牲前多次回忆周恩来与他那天晚上的谈话，可见对他印象之深。这难道不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吗？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领袖层里的这种非常复杂的组织协调工作中，作出了无人取代的独特贡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革命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的领导同志配合，我觉得中国革命是万幸的。
如果说是有运气的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就像小平同志讲的那样，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在这个智慧结晶背后一次又一次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周恩来。32.毛、周、朱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万幸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结合，但不是说这个结合从一开始就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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