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后，王尔琢是红四军二十八团第一任团长。二十八团正是朱德从三河坝保存下来的南昌起义部队，全团1900多人，在红军中军事素质最高，战斗力最强，最能打硬仗。1928年5月和6月，在五斗江、草市坳和龙源口的战斗中，王尔琢率二十八团三战皆捷，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派何长工去二十八团担任党代表，何长工认为该部是正规部队，北伐中就战功赫赫，人又都是黄埔一、二、三、四期毕业的，思想上还颇有顾虑。萧克也在回忆录中说，他初入二十八团工作时，心中充满进入正规主力部队的兴奋。
可见这支部队在红军中的分量。王尔琢是黄埔一期生，在黄埔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周恩来将他留下，连续担任第二期、第三期的学生分队长和党代表。北伐时，周恩来派遣他担任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二十六团团长。
部队攻入上海，蒋介石叛变革命，王尔琢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后来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王尔琢在天心圩整顿的时候就讲过，革命不胜利我不剃须，后来就一直留着很长的胡子。王尔琢这种革命的坚定性还是很强的。但是王尔琢也有他个人的一些弱点，他过于相信感情，对革命复杂斗争警惕性不高。
这成为王尔琢后来过早牺牲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尔琢1928年8月死于其麾下二营营长、叛徒袁崇全的手中，牺牲时25岁。袁崇全的叛变是王尔琢完全没有想到的。他觉得他与袁崇全交往这么深，袁崇全是不至于叛变的。从指挥上看，王尔琢是二十八团的团长，袁崇全是二十八团二营营长，俩人是上下级关系，从感情上二人又是兄弟关系，而且还都是湖南老乡——王尔琢是湖南石门人，袁崇全是湖南桃源人。
所以王尔琢天然就觉得不管是从指挥关系还是从情感关系来说，袁崇全都应该听自己的话，都应该是自己最信任的人。当时二十八团参加了打郴州的作战，郴州没有打下来，此战事也称“八月失败”。战斗后一同作战的二十九团全团溃散，二十九团主要是湘南起义的主力，使得二十八团立即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我们经常讲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叛徒比比皆是，叛徒往往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容易产生动摇。在经历“八月失败”那样的困难后，二十八团二营的营长袁崇全动摇了，想把整个营拉走叛变。当时王尔琢是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他率领一营追击，一营的营长就是林彪。
林彪早先已经感觉到二营营长袁崇全那种动摇，当即提出追上去要武力解决。王尔琢过分相信自己和袁崇全的私人情感，他没有采纳林彪的意见。当年19岁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在83岁时回忆那一幕，感慨万分：“王尔琢去叫袁崇全时，我在场。
他和袁有较深的关系，同学，还是老乡，一个是石门人，一个是桃源人。当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时，王尔琢很气愤，说：‘岂有此理！’他不认为袁会死心塌地地反革命。他认为，他去叫，袁一定会回来。“听跟他去的人讲，进村后，他大声喊：‘我是王团长，是来接你们的！
’战士们听出他的声音，不打枪。找到袁崇全的房子时，袁拿着枪出来。王让他回去，他不回，俩人吵起来。吵着吵着，袁崇全揪住王尔琢的脖子就开了枪……”杜修经说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的“有人”，便是林彪。王尔琢牺牲时25岁，非常可惜。
以王尔琢的指挥才能，如果不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他肯定能评上元帅，当然这是一种假设，历史最遗憾之处，虽然可以允许假设，但是历史最终只进行选择，而选择的另一边是淘汰。过分相信私人感情的王尔琢，在革命生涯早期被他最相信的袁崇全所淘汰掉。
王尔琢牺牲，陈毅说是红军的极大损失。朱德不得不心痛地兼起了该团团长，一直到1928年年底，才把这副担子放到林彪身上，红军也就此升起了一颗新星。从林彪对王尔琢的提醒可以看出来，林彪早年的坚定性。林彪在当时条件下，能果断提出武力解决，也充分说明这位年轻的营长、未来红军中的卓越将领，行为的果敢和头脑的冷静。
49.“飞将军”黄公略的传奇一生黄公略是红军中又一位英年早逝的杰出将领。蒋介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把红军看做两股势力，一股称为“朱毛”，即朱德和毛泽东；另外一股称为“彭黄”，就是彭德怀和黄公略。“朱毛”红军是中央苏区与江西苏区结合发展起来的，“彭黄”红军是平江起义从湖南拉过来的部队。
第一次反“围剿”开始，蒋介石就悬赏5万元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这四个人。判断共产党中某个人物对蒋介石重要不重要，或者说威胁大还是小，看开价就知道，完全不同。当然谁对他的威胁最大，谁的价钱就开得最高。
所以他悬赏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这四个人开价5万元。而一年之后在上海悬赏缉拿王明，王明当时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开价仅五百大洋。他凭直觉就能判断出共产党中对他威胁最大的人是谁。毫无疑问，黄公略也是我们党早期一位杰出的领导人。
毛泽东曾用诗词赞颂过党内一些领导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是赞扬彭德怀的，最为有名。但还有一首诗歌写得更早。1930年7月毛泽东写了一首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有一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众黄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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