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人清醒，这个世界这些人都被庸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用冷风或者冷水对付他们，这是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汝平把所有的水龙头都打开，看着水溢出了池子，流了一地，然后他走出厕所，把厕所的门用挂锁锁上了。第二天汝平把他的恶作剧告诉了上官红杉。上官红杉第一次放声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汝平说，你别笑了，其实我一点也不高兴。这一来我在学院再也混不下去了。也许我干得太幼稚了。上官红杉说，没关系，你干得让全国人民扬眉吐气。那儿混不下去再找个地方吧，去康克公司怎样？合资企业，工资里含一半外汇。我跟他们老板打个招呼就行。汝平说，我不感兴趣，在哪儿干都一样。除了吃饭睡觉，干什么都没有意思。上官红杉沉默了一会儿，说，也是的。我看你干什么都没劲，干那事还行。
这年冬天汝平离开了学院。他记得他正在收拾抽屉的时候，接到了最后一个电话。是史菲打来的。她让他帮忙找一份工作。她认为他交际广泛，肯定有办法。史菲不知道汝平的近况，更不知道汝平自己刚丢了饭碗。
“你想找份什么工作？”汝平问。
“秘书打字员什么的，”她说，“电视台你有路子吗？或者报社、图书馆也行。要高雅一点的工作。”
“打扫厕所行不行？我们这儿闹水灾了，缺个清洁工。”“我没闲心听你幽默。”她说，“我电大毕业了，没有合适的工作，我太苦恼了。”“干了工作更苦恼，还不如什么都不干，在家吃饭睡觉看电视，什么苦恼也没有。”
“你真可恶。我再也不理你了，呸！”她大概对着话筒啐了一口。电话就啪地挂断了。
史菲再次到枫林路时已经有了变化。她坐在汝平的床上，一言不发，埋头玩着吉他，拨弄出一些单调刺耳的噪音。他注意到她新近烫了头发，头上很密集地布满了卷卷毛。史菲显得有点老，或者说像一个年轻的家庭妇女。但汝平不忍心把他的看法说出来，因为史菲明显地为自己的头发感到骄傲。“老虎在外面。””她突然说，“他在外面等我。”“老虎是谁？”“我的男朋友呀。他老是跟着我，我到哪儿他到哪儿，他像一条跟屁虫。”“怎么不让他进来？谅他也不会咬人。”
“他不愿意。”她抿抿嘴唇，矜持地说，“我也不愿意，因为爱情应该是秘密的。”汝平掀开窗帘，看见一个瘦高的穿皮茄克的男孩站在一棵树下，跺着脚取暖。他的衣领竖着，头发很长很乱，手上夹的香烟一明一灭。汝平想他的样子是典型的电影里的失恋者。“你找到工作了吗？”“找到了。残疾人基金会。做档案员。找这份工作好不容易哦。”她佯怨地叹了口气，“现在我总算自立了。”“好好工作。记住，不要得罪上司，不要多打电话，不要多说话，要多打开水，多扫地，多抹桌子。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别说这些了，烦人，我找你商量正事。我想跟老虎吹，他这人太浅薄，一点也没有教养，光知道追女孩，他还跟人打架。我想吹，可他说想吹就红了我。红了是什么意思？”“杀了你。用匕首或者菜刀，或者水果刀。”“妈呀！”她抱住脸叫了一声，“别吓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很简单。你要怕死就别吹不怕死就吹。”“讨厌。人家痛苦死了，你还幸灾乐祸。”她猛地敲了一下，吉他一根细弦崩地断了。她把那根弦拉下来，在手指上绕着，“他爱我爱得太深了。他说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爱上了我。我相信他会杀我，因为爱情都是疯狂的。”“骗人。”汝平说。“你说谁骗人？”她又敲了一下吉他。
“你把我的吉他弦弄断了。”汝平把他的吉他抢了过来。“爱情真是可怕的陷阱。”她又叹了口气，说，“我每天做恶梦，梦见谁在追我，一会是老虎，一会是杜丘先生，一会是义侠佐罗，他们都披着斗篷，带着凶器。乱七八糟的。有一次我还梦见你，你来拽我的脚，把我从悬崖上往下拉。”“这是受迫害的妄想，也叫少女综合症。别害怕，不过是梦而已。”史菲低下头。她的细长的双腿从地上抬起来。她穿着红色的棉皮鞋，两只红色的脚尖并起来，笃笃敲了两下。她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说，“唉，谁能解放我的痛苦？”“你也别太痛苦了。马克思说爱情都是过眼烟云，一个人应该献身于革命。”“看来我只能忍受命运的摆弄。”史菲突然轻声呜咽起来。她的瘦削的双肩微微颤动着，一双手含在唇边。汝平看着史菲的一滴泪真实地凝结在脸腮上，他想一个女孩的呜咽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具有一定的美感。
“那个雨夜真美好。”史菲走出汝平的小屋时回头说。“每个雨夜都美好。你可不要去死。”汝平倚着门对女孩高声叫喊。他看着女孩跟树下的男孩挽起了手，消失在枫林路上。这时候他突然想起史菲的雨伞再次遗忘了。那把伞放在门后。小巧玲珑。伞面是漂亮的花布，伞柄上坠着一个发亮的金箔，汝平认为这把雨伞精致而巧妙，它的主人却是个头脑简单的傻女孩。枫林路的居民经常在早晨看见一个漂亮女孩走出汝平的屋子。她挨着墙走路，有时一边走一边用梳子梳理头发。他们知道女孩和汝平是什么关系，有人知道她的名字，说那就是上官红杉，被外语学校除名的小野鸡。
汝平开始跟着上官红杉四处寻觅新职业，他像一种滞销的商品被她不负责任地推销。上官红杉说，这位先生在哈佛和剑桥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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