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的观察。
“我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个性里逐渐掺杂他们的个性。不能理喻的习俗成为自然的事，甚至改善他们的原始也是不必要的。”
在她眼里，他们是很幸福的一群人。
许多沙漠朋友问：“你认为撒哈拉怎么样？”
她反问：“你呢？”
“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她重重的说着“最”，代他们深吸一口气。
“你有没有看过树？有没有看过花？你觉得怎么样？”她又问。
撒哈拉朋友说：“在电影上看过。但是啊，你有没有看过沙漠的星空，我们的星，都像玻璃一样——”
撒哈拉人对这片大漠有着无比的热爱，她住久了，也有同样感觉。“想到中国，我竟觉得那是一个前世，离我是那样远，远可不及。”撒哈拉的家，就此开放了。骆驼肉做菜，也发觉不是那么不可忍受的事了。结交朋友，认识环境，《悬壶济世》和《芳邻》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她告诉我，在沙漠里学到最大一门功课就是“淡泊”。（反过来说也许是“懒散”。）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名，也无所谓利；他们就是沙漠里的一种产物，跟沙漠里的一块石头，一朵仙人掌上的小花一样，属于大自然。”
他们从不抱怨冷，从不抱怨热，也许知道世局，但并不关心；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撒哈拉人，这个世界不会进步，但至少和平。
“更可贵的，他们是非常快乐的民族，可是并不刻意追求；这是最高的境界，也是最低的境界。”
她说，沙漠里，物资的需求几近于零，但仍然有精神生活。他们不一定了解宗教的真正意义，对于回教的“律”却信守不渝。他们也没有看过繁华世界，有水喝，有骆驼肉吃，就很满足了。
“政治意义还是要被瓜分时才恍然觉悟的。他们只知道自己属于沙漠，甚至很有钱的沙漠人到德国留学，回到沙漠后，还跟我说：‘多么快乐，又可以用手抓饭吃了！’”
说这些话时，态度是专注严肃的，但是，她的笑声、手势、连带弹烟灰的姿态，都十分俏皮、坦然，人事风霜的历练，似乎使她反璞归真。
她一直是理想主义者。
“学校并没有给我什么样的教育，而且，我一直希望离家出走，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哲学系三年级，她首次听到一张西班牙古典吉他唱片，非常感动。西班牙的小白房子、毛驴、一望无际的葡萄园，那样粗犷，那样朴质，是她向往中的美丽乐园。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应该到那里看一次，然后把哲学里的苍白去掉。”
终于成行了。
不过，今天的她仍然认为去西班牙是一个浪漫的选择，而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住在马德里大学宿舍里，既不认识什么人，语言也不通，唯一的依靠，就是家信。收不到信，就流泪，收到信，就关起房门不停的写回信。除了读书，她不知道如何建立自己，完全没有计划过日子。
“出国前，我的个性很不开放，始终所想的就是一个人生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那时候常想死，想自杀，但是到了西班牙，看见别人的生活方式，才知道这样也是健康的，并不肤浅。”
听见音乐，他们就在大庭广众下旋舞，毫无顾忌。她想，怎么会这样开放？恐怕自己永远也做不到。日子久了，习惯了，她感染了他们热情的天性，不知不觉融入了自己的血液里。
她庆幸有这样一个宽阔的起步，另方面，又感到前途茫茫。考虑良久，她选择了德国，继续前程。
在萧邦和乔治桑住过的一个岛上做了三个月导游，赚了点旅费，一张机票，她到了德国，进入歌德学院，专攻语文。一天念十六小时的德文，九个月就取得德文教师资格，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成绩，“但也是我留学生活最贫乏的一段。”
她轻轻地笑，抿抿嘴唇：“我一天到晚就在念书，对德国的人和事，完全讲不出来。我认识的德国，就是上学的那条路和几个博物馆、美术馆。”
回想起来，真是很大的损失。她情愿没有拿到什么证书，情愿说不好德文，（她学的德文，有“正统”的柏林口音。）而了解他们的衣食住行。
在德国，也打工。看见广告上征求一个漂亮的日本女孩子，她想，为什么要一个漂亮的日本女孩子？于是寄了十几张彩色照片，竟然很顺利的应征到这份工作。那是第一次为了赚两百美金生活费“抛头露面”，她在一家大百货公司里做蔻蒂化妆品公司的模特儿，卖十天香水。
“第一天简直羞愧得不得了，一点不觉得是一种骄傲，恨不得把自己埋起来。”
在德国，除了看到一些伟大的艺术品，她认为实在没什么可讲的。“对劳苦的大众来说，艺术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国民住宅。”
西班牙两年，德国一年，她又转移目标了。她得到一个伊利诺大学主修陶瓷的机会，提着两口大皮箱，走出芝加哥机场。
一个月后，她谋得职位，在伊利诺大学法律系图书馆负责英美法分类。第一天上班，她就闹了笑话，在两百本书页里盖了两百个错误的图章，日期是：十月三十六日！
美国一年，父母最关心的是她的婚姻——有不少博士找她，但是，她坚持要嫁一个自己所爱的人。
她回家了，在文化学院、政工干校和家专教了两年书，她又想飞了，离开家，继续流浪——短短十年，遍历大半个地球，甚至东德、波兰、南斯拉夫、捷克、丹麦都去过了。不过，她说：“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因为很累，我不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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