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里回荡着他的脚步声，我冲到楼梯口往下望。“法兰克！嘿，法兰克！”脚步声停住了。在黑暗中，我可以看到他抬起大圆脸看着我，还看到皮箱模糊的轮廓。“法兰克，你的兵役问题要怎么办呢？如果你休学，他们会把你抓去当兵！
”他沉默许久，仿佛在思索该怎么回答。结果他一直没有回答，没有用嘴巴回答，而是用脚回答。楼下再度响起他的脚步声，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法兰克。还记得当时我站在楼梯口，觉得很害怕，心里想：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也许现在正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努力抛开这样的想法。我认为，看到法兰克拎着箱子是一大警讯。我得好好留意了，要想办法进步。之前我的成绩一直下滑，现在该是突飞猛进的时候了。但是，我可以听到走廊另一端，龙尼高兴地喊叫他要揪出婊子了、要把那娼妓给揪出来，于是我决定从今晚开始洗心革面，今晚我会有足够的时间来重新升火待发。
今天下午，我要玩最后一次红心牌戏，或玩两次，或玩四十次。15很多年来，我都把我和法兰克最后那次谈话的关键内容深锁在心底。我告诉他，他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成绩落后那么多，他回答是因为他念书不太灵光，所以才会落后那么多。
我们都错了。一个人的成绩的确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落千丈，这种事固然会发生在我和舰长及马克这种有小聪明的学生身上，但也发生在努力用功的学生身上。在我们内心的深处一定一直认为可以尽情玩乐，等时间到了再努力看书，尽情玩乐，再最后冲刺。
我们大多数人在家乡高中念书时，不都是这么过关的吗？但是就像戴维所说，这里可不是高中。我得告诉你，在秋季开学时搬进张伯伦舍三楼的三十二个学生里（如果把戴维也计算在内的话就有三十三个人，不过他对红心牌戏完全免疫），只有十五个人在春季开学时出现在张伯伦舍。
但我倒不是说离开的那十九个人都是玩牌玩上瘾的人，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一九六六年秋季，张伯伦舍三楼最聪明的家伙恐怕就是还没有真的被退学就赶紧搬走的那些人。住在我和奈特对面的史蒂夫和杰克在十一月第一个星期就搬去查德波恩舍，他们一起在申请表上列的理由是：受到干扰。
当住宿处问他们究竟受到哪一类干扰时，他们说就是宿舍中常见的干扰——整个晚上摆龙门阵、把牙膏挤在别人头上、和几个家伙处不好等。两人都补充了一句，他们可能花太多时间在交谊厅打牌了，听说查德波恩舍比较安静，是校园里少数两三个“适合读书”的宿舍。
他们预先模拟了住宿处可能问的问题，然后像准备演说课的口头报告般再三演练。史蒂夫和杰克都不希望几乎永无休止的红心牌戏会因此画上休止符，如此一来，可能会招致各式各样的抱怨，觉得他们多管闲事。他们只希望趁还来得及挽回奖学金的时候，赶快搬离张伯伦舍。
16小考分数难看和报告写差了，只不过是不愉快的前哨战而已，对舰长和我及许多牌友而言，第二回合的考试才是真正的大灾难。我的英文随堂作文拿了A-，欧洲历史考了D，但是社会学和地质学考的选择题都不及格。社会学只差一点点就及格了，地质学则差很多。
舰长的人类学、殖民史和社会学都没过关，他的微积分考了个C（但他告诉我只是低空掠过），课堂作文则拿了B。我们都认为，如果只考随堂作文，也就是说，我们得在离三楼交谊厅很远的地方完成指定作业，那么一切就会变得单纯多了；换句话说，我们暗自希望能重回高中时代，连自己都没有察觉这一点。
“好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舰长在那个星期五晚上对我说，“我要开始用功了，彼特。我不在乎大学能不能毕业，或有没有文凭可以挂在房间的壁炉架上，但是如果要我回去德克斯敦，每天和那群智障一起鬼混，直到山姆大叔征召我去当兵为止，那我还真是该死。
”他坐在奈特的床上。奈特这时候正在旷野上的宫殿咀嚼着星期五晚上的鱼排；张伯伦舍三楼居然还有人食欲这么好。无论如何，我们不愿意在奈特面前谈这种事；我的乡巴佬室友自认上次考试考得还不错，全部科目都拿B或C。
就算他听到我们谈话，也不会说什么，只会看着我们，用眼神谴责我们没出息。虽然不见得全是我们的错，不过我们在道德上十分站不住脚。“我加入。”我说，然后走廊另一端传来痛苦的嘶吼声，（“噢……该死！”）我们立刻明白：刚刚又有人拿到婊子了。
我们四目交接。当然，我不知道舰长怎么想（尽管他是我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仍然在想：还有一点时间……为什么不会这么想呢？当时对我来说，永远有的是时间。舰长开始咧嘴，我也牵动嘴角，他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也跟他一起笑。
“管他呢。”他说。“只玩一晚，”我说，“明天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念书。”“埋头苦读。”“读一整天。不过现在……”他站起来。“走吧，咱们去把婊子揪出来。”我们去了，而且不是只有我们这么做。我知道这不算什么理由，只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第二天早餐时间，当我和卡萝尔在洗碗部并肩工作时，卡萝尔说：“我听说你们宿舍里玩牌玩得很凶，是真的吗？”“没错。”我说。她回头看我，对我微笑——每当我想起卡萝尔时，总是念念不忘她的微笑，直到现在还常常想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