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台的日光灯发出的亮光，周遭一片安静，只听到壁炉燃烧柴火的沙沙声和卧室传来老爸轻柔的鼾声。我觉得有一点昏昏沉沉，仿佛火鸡和馅料在我脑子里掀起了小小的天摇地动，仿佛我可能陷入沉睡，一睡就睡到三月的圣帕特里克节。
这时候，我碰巧瞥见门口木箱的钩子上挂着我的高中制服外套，胸前有白色的GF两个大字母交叠在一起，只有这两个字母缩写，没有其他图案。我不是运动健将。和舰长刚认识的时候，他曾经问我有没有因为运动场上的优良表现而得过绣字母代号的荣誉？
我告诉他有，就是代表手淫（masturbation）的M——我是一军，最擅长高手击球。舰长笑得流眼泪，也许我们就是那时候开始变成好朋友的。事实上，我猜我也可能因为辩论和戏剧上的表现而获得D，但是他们不会为这些项目颁发荣誉字母，对不对？
当年不会，现在也不会。那天晚上，高中生活似乎离我很远，几乎已经是在另外一个星系了……但是外套还挂在那里，那是十六岁生日时家人送我的礼物。我走到门口取下外套，把它贴在脸上，闻着外套，想到梅曾锡克老师上第五节课的情形——铅笔屑的苦味、女生说悄悄话和偷笑的声音、外面隐约传来学生上体育课的叫声。
我看到外套挂在钩子上的部位凸了出来，猜想从四五月以后就没有人穿过这件外套了，连我妈妈穿着睡衣、去门外拿信的时候，都不曾披上这件外套。我想到那天看到卡萝尔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写着“美军立刻撤出越南”的标语阴影笼罩在她的脸上，马尾垂在高中外套的衣领上…
…我想到一个主意。我家的电话放在前厅的桌上，是转盘式的老古董。电话下面的抽屉里放了一本盖兹佛斯镇的电话簿、我妈妈的地址簿，还有乱七八糟的文具。其中有一支黑色的马克笔，我把笔拿出来，然后回到餐桌旁坐下来，我把高中外套铺在膝盖上，用马克笔在外套背后画了个大大的麻雀爪印。
这么做的时候，我感到原先的紧张逐渐消失，肌肉渐渐放松下来。我觉得如果我想要的话，可以用字母奖励自己，而且现在就正在这么做。我画完以后，把外套拿起来看一看。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画的图案显得很粗糙，而且有一点孩子气：但是我很喜欢。
我喜欢这个他妈的图案，尽管不确定当时自己对越战的想法是什么，但就是很喜欢这个图案，而且觉得终于可以上床睡觉了；画上这个图案居然有这样的功效。我把牛奶杯洗干净，夹着外套上楼去。我将外套塞进衣柜里，然后躺下来，想到卡萝尔拉着我的手伸进她的毛衣里面，还有嘴里感觉到她的气味；还想到我们在老爷车起雾的车窗里展现出真实的自我，也许流露出我们最好的一面；又想到我们站在停车场中，看着戈德华特贴纸的碎片随风飘散时一起大笑的情景。
我进入梦乡时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件事。星期天回学校的时候，我把改装过的高中外套塞进皮箱里——尽管我妈妈最近开始质疑约翰逊先生和麦克纳马拉先生的战争，但如果她看到这个图案的话还是会问一堆问题，而我没有办法回答那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
不过，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可以披上这件外套了，而我也的确这么做了。我把啤酒洒在上面，将烟灰弹到上面，呕吐在上面，血滴在上面，在芝加哥穿着它被喷催泪瓦斯攻击，同时一边扯着喉咙大喊：“全世界都在看！
”女孩子靠在我左胸前缠绕在一起的GF字母上哭泣（大四的时候，那两个字母已经不是白色，而变成脏兮兮的灰色了），还有一个女孩和我做爱的时候，就躺在这件外套上。我们做爱时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所以很可能外套上还沾了些许精液。
一九七〇年，我打包行李离开迷幻天地时，我在家里的厨房画在外套背上的和平标志虽然只剩模糊一片，但是还留在那里。其他人也许根本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我始终知道那是什么。29感恩节过后，我们在星期日陆续回到学校：舰长首先在五点钟回到宿舍（他住在德斯特，我们三人之中，他家离学校最近），我在七点钟左右抵达，奈特则在九点钟到。
我甚至连行李都还没打包，就打电话到富兰克林舍。柜台接电话的小姐说：“没有，卡萝尔·葛伯没有回学校。”她不想再多说，但我一直烦她，后来她说，桌上有两张离校卡，其中一张上面写着卡萝尔的名字和房间号码。我向她道谢，然后挂断电话。
我在那儿呆呆地站了一会儿，任凭香烟的烟雾弥漫电话亭，然后才转过身来。在走廊另一端可以看到舰长坐在其中一张牌桌上，把散落的纸牌一张张捡起来整理好。有时候我怀疑如果卡萝尔回来了，或我有机会在舰长踏进三楼交谊厅前先找到他，情况会不会大不相同。
不过，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我站在电话亭中抽着宝马牌香烟，为自己感到难过。然后，有人在走廊那端叫着：“噢，可恶，不！我不相信！”龙尼则高兴地回答（我看不到他的脸，不过那种仿佛锯开松树干的声音铁定是他）。“哇，你们看——兰迪在后感恩节时代揪出了第一个婊子！
”不要走进去，我告诉自己，如果你走进去，就真是活该，绝对是活该。但是我当然还是走了进去，每张牌桌都坐满了人，但是比利、东尼和休还站在旁边，如果想玩牌的话，我们四个人可以凑一桌。舰长抬起头来，隔着烟雾对我挥一挥手，说：“欢迎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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