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包括内裤和黑色半筒袜，然后赤裸着身子，把大衣、外套和衬衫小心翼翼地挂在衣柜里，衣柜里原本只挂了一件衣服——一件厚重的红外套，不过还没有厚到能称为短大衣。下面则有一个像盒子的东西，因为体积有点大，不能称之为手提箱。
威利把马克卡罗斯手提箱放在盒子旁边，然后把裤子放进衣柜里，尽量保持折痕平整，接着把领带挂在衣橱门后的架子上，领带孤零零地挂在那儿，好像一根长长的蓝舌头似的。他光着脚丫走到其中一个档案柜那儿。档案柜上的烟灰缸上面印着一个难看的老鹰标志和“如果我在战地阵亡”几个字。
烟灰缸里放了一对用链子系着的狗牌。威利把狗牌挂在脖子上，然后拉开档案柜最底下的抽屉，里面放着内衣裤，最上面则是折得整整齐齐的卡其拳击裤。他先穿上裤子，然后套上白色运动袜，接着是白色圆领棉杉。他的狗牌在棉衫里鼓起来，就像他的双头肌和四头肌一样。
他的体格已经没有当年在阿肖山谷和东河的时候那么壮硕，不过对一个快四十岁的中年男子而言，已经算很不错了。他走到另外一个档案柜那儿，拉开第二格抽屉，跳过一九八二年那些装订成册的本子，再快速翻过今年的一月到四月、五月到六月、七月、八月（他在夏天都不得不多写一点）、九月到十月，终于找到目前的这本：十一月到十二月。
他坐在桌子面前把本子翻开，快速翻过一页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张。上面写的字基本上大同小异，都是：对不起。今天早上，他只写了十分钟，飞快地动笔写着：对不起。他估计自己至少已经写了二百多万遍了……而这还只是刚开始而已。
告解会快多了，但是他愿意绕远路。他写完以后——不，他永远也写不完，现在只不过写完今天的份额罢了——就把本子放到已写完和尚未写的本子中间，然后回到充当五斗柜的档案柜那儿，打开放袜子和内衣的抽屉上面那格档案柜，开始低声哼着歌，不是“你有没有听到我所听到的”那首歌，而是门户合唱团的歌，关于日如何毁了夜而夜又如何隔开日的那首歌。
他穿上蓝格子衬衫和工作裤，把中间抽屉关起来，打开最后面的抽屉，里面有剪贴簿和一双靴子。他拿出剪贴簿，注视着烫金印上“回忆”两个字的红皮封面。这本剪贴簿很便宜，他买得起更好的剪贴簿，不过一个人不是永远都有权利买任何你买得起的东西。
夏天的时候，他通常会写下更多的“对不起”，但回忆却似乎陷入沉睡中。往往要等到冬天，尤其是圣诞节前后，才会唤醒他过去的回忆，这时候，他就会想看看这本贴满剪报和照片的本子，里面每个人都年轻得不可思议。今天，他没有打开剪贴簿，而把它直接放回抽屉里，然后拿出靴子；靴子擦得闪闪发亮，仿佛一直到审判日来临或甚至更久远之后，这双靴子都还会完好无缺。
这不是标准军靴，而是跳伞靴，是一〇一空降师的配备。但是没关系，他并没有真的要扮成士兵，假如他想扮成士兵，就会扮得像个士兵。不过，他没有必要穿得太邋遢，就好像走道上不应该积太多灰尘一样。他对自己的穿着打扮一向十分小心，不会把裤管塞进靴子里——他可是走在十二月的纽约第五大道上，而不是八月的湄公河，这里不必担心蛇和虫子——不过，他希望自己看起来整整齐齐，这对威利和比尔都同样重要，说不定还更重要。
毕竟一个人必须先自重，才会尊重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行业。抽屉里放的最后两样东西是化妆品和发蜡。他挤了一些化妆品到左手掌心，然后开始抹在脸上，从前额抹到颈部。由于他经验老到，因此动作很快，才一会儿工夫，肤色就变得黝黑。
然后他再抹上一些发蜡，开始梳头，把头发全部从额头往后梳，不再分发线。这是画龙点睛的最后一个动作，一个小小的动作，但可能效果最显著。现在没有人能认出这就是一小时前走出中央车站的通勤族了，储藏室门后的镜子里映照出来的这个人看起来像个精疲力竭的外籍佣兵，黝黑的脸上默默流露出一种压抑的傲气。
人们通常不会盯着这样一张脸太久，否则自己会受伤。威利很清楚这点，因为他看过这样的事情。他没有探究原因，他早就习惯不问问题的人生，而且喜欢这样的生活。“好，”他说，把储藏室的门关好，“看起来还不错，伞兵。
”他回到衣橱那儿，拿出两面都可穿的红色夹克和大箱子。他把夹克披在椅背上，把箱子放在桌上，然后打开箱子，掀起箱子的盖子，现在这个箱子看起来有点像街头推销员用来展示仿冒手表和来路不明的金链子的那种箱子。威利的箱子里只有少数几样东西，其中有一样东西为了能塞进箱子而拆成两半。
里面有一面牌子、一双冷天戴的手套，还有第三只手套，是他以前在天气暖和时戴的。他拿出那双手套（毋庸置疑，他今天一定会需要这双手套）和绑着粗绳的牌子，绳子穿过厚纸板两端的孔之后各打了个结，所以威利可以把牌子挂在脖子上。
他合起箱子，但没有锁上，然后把牌子放在箱子上——办公桌上实在太乱了，他唯有把箱子当桌面来用。他哼着歌，打开膝盖上方的宽抽屉，把手伸进去摸索，摸到铅笔、润唇膏、回形针、记事本之后，终于找到订书机。然后，他解开金箔球，小心翼翼地把金箔绕在长方形牌子的四周，剪掉多余的金箔，再把闪闪发亮的金箔钉牢在牌子上。
他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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