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北一女的一些师生
前言：几年前，北一女的两个女学生，一起自杀了。留下一封遗书，说“在社会生存的本质”，不适合她们。当时北一女校长以及某些老师和同学的态度，让我非常反感，使我在自杀事件发生后的不久，写下了这封信。信里提及的人名，很多当然已不在其位，引述的报纸，现在也早已堆在图书馆里，泛黄变脆。我多么希望这封信里谈的问题，也能够就此成为过去式，不再有讨论的必要。
很遗憾的，类似的学生自杀事件，依然继续在发生，学校反应的态度，也依然是如此眼熟，如此令人失望。这封写给当年北一女师生的信，虽然早已过时，但这封信里担忧的问题，并没有过时。我决定把这封信，依照当初刊登在中国时报的原貌，一字不改的重新登在这里，以提醒所有应该被提醒的人，包括我自己。
1
两位女学生的自杀，逼得很多人不得不对一些事表明了想法。
现在你们读的这篇文字，绝对无意揣测死者自杀的原因，也无意追究是谁的责任——生命是巨大的迷惘，谁有资格判定原因？谁有资格负起责任？
没有人。没有人有资格。
我写这篇文字，是在读了许多这次事件的报导后，发现了一些你们表达的信念，一些你们采用的态度，这些信念和态度，是我想探究的，也希望能引起你们注意。
2
首先，如果我们承认：没有人有资格“肯定”她们的死因，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承认：没有人有资格“否定”任何一种她们可能的死因？
我在报导中，一再看到北一女校长或辅导室主任“排除这种可能”“否定那种可能”，却又同时一再表示“无法理解真正原因”。
如果你们不理解，如果你们无法想象，那你们到底是凭什么“排除”、“否定”
一些可能的死因？
根据七月二十六日的中时晚报，记者石文南的报导——“丁亚雯今天郑重否认，所谓的两人关系的传闻，她强调，绝对没有可能。因为班上同学及辅导室内并没有相关的说法及访谈纪录。”
丁校长，“辅导室内没有纪录”正是整个事件的重要病征之一，你怎么反而拿来当证据？如果警察认定某人犯了罪，通缉他，这人还会在彷徨无助时，上警察局去“求助”吗？他如果去了，只能去“自首”而已，他能留下的纪录，只能是“忏悔录”、“犯罪纪录”而已！
3
所以,我接下来就必须问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并不只请问丁校长，而是请问在整个事件中，曾经表达过意见的北一女师生，因为我相信整个学校的气氛，不会只决定于校长一人——
我绝对没有质问的资格或心态，我很真心地请问：
第一，你们认为两位死者之间，如果曾互相爱幕的话，这是错的吗？是道德上的错吗？是法律上的罪吗？
第二，如果你们不觉得两人有感情是错的，那为什么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要一再否认这种可能？为什么在你们要求外界“勿作揣测”的同时，你们自己却作了最大的揣测，断定这件事和爱情没有关系？
两位少年，在人生初识爱情的阶段，在自由意志之下，如果互相产生了爱意，这到底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情被规定要“在辅导室留下纪录”？要被放败道德的天平上接受审判的？
七月二十七日中国时报，记者陈荣裕的报导——“至于有人揣测两名女学生可能因彼此的感情关系而有此举动……校方希望外界勿臆测而造成死者家人及其他人的无谓困扰。学校人员指出，当以此事向该班学生询问有无迹象时，同学们多笑了，认为不可能。”
我不相信你们笑了，我认为那位“学校人员”叙述有错。我不相信始终被报导为“充满哀戚”的你们，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同学们多笑了”。
如果真的有人笑了，会是哪一种笑呢？是“这个问题真荒唐”的笑？是“怎么扯到这上面来”的笑？是鄙夷还是害羞？到底是什么地方可笑了？
我还在七月二十六日的中时晚报上，读到记者陈香兰引述师大附中辅导室主任黄福的话——“劝社会大众不要做任何的判断，因为任何涉及感情的判断，事关小孩子的名节。”
名节？！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两个字，是从宋朝哪一位理学腐儒的书上剪下来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把两位少年人之间可能发生的一种感情，当成了可笑的对象？当成了可怕的、避之唯恐不及的洪水猛兽？
这种对感情的洁癖，到底是哪里来的？
4
我再强调一次，我无意，也没资格揣测两位死者自杀的原因。当她们已经用生命来换取一个存在下去的空间时，我们生者只能默默承受，而且尊重她们的选择。
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宣称“这不可能”、“那不可能”？她们在遗书中都已经不愿多说了，你们为什么还要任意代她们做说明、做裁决？！如果你们要“外界”尊重死者沈默的本心，那你们的尊重在哪里？
5
社会大学几年前曾组了教授团访问中国大陆，晚宴席间，不知怎么提起了同性恋的话题。当场一位什么青年会的“高干”就站起来得意洋洋的宣称：“我们中国，绝对没有什么同性恋！绝对不可能！”
我一直认为，这个高干的发言，正具体标示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地文化高度的差距。中国的高干什么时候可以面对同性恋，就稍有可能靠近多元化的社会一小步了。我这一点点天真的、对台湾的自信，被你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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