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军的人，便没有分开过，他们吃在一起，走在一起，宿营的时候又住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们宿在一个叫九溪桥的小村里。白天他们在担架上几乎睡了一整天，这时的3个人都不感到困倦。医护人员进来询问了他们的病情之后，便走了。毛泽东在马灯下一直在看一本书。
王稼祥探过身来问：主席，你在看什么？淮南子。毛泽东答。
王稼祥自语似地说：淮南子？
毛泽东把书放下，不失时机地说：这本书很有意思，有机会你也看一看。淮南子对共工的评价与历史上的《国语·周语》和《三皇本纪》的说法都不同，有人把共工说成是争强好胜的鲁莽汉，我觉得淮南子说的最为合理，共工与颛项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是共工改变了天地间的格局，我认为共工应该是胜利的英雄。
王稼祥是个精明而又敏锐的人，他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毛泽东。他比博古、洛甫更先到中央苏区一步，与毛泽东相处的时间更久一些，他看到毛泽东在繁忙中治理着苏区，领导着苏区军民共同反“围剿”，还要分出很大一部分时间去宣传土地政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工作之余依然坚持博览群书。可以说，毛泽东给他的印象是深刻的。不像后来的那些亲苏派，靠的是主观臆测想象毛泽东。
王稼祥深感毛泽东有武能安帮文能治国的经天纬地之才，由此他产生了一种心定神宁的依附感。但他同时又发现毛泽东的言论并不都源于马列主义，而有他自己的独创。毛泽东曾说过：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但是，它不可能在100年前的欧洲开出医治中国的药方，只有中国的大夫才能治好中国的病……
在宁都会议之前，在前线和后方的激烈争吵对抗中，他才真正看清毛泽东是对的。他看清了只顾执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那些后方委员们，对战争实际是无知的。
他们对前方乱指挥一气，发号施令，结果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兵败。
由于王稼祥最先与毛泽东接触，他比王明、博古更多地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因此在宁都会议上，他对撤销毛泽东的军内职务没有举手。不要轻看这一点，在残酷的无情的斗争中，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主席，这次反‘围剿’的失利，我们要有个说法，不然对红军未来的命运更为不利。”王稼祥这么说。
毛泽东又点燃了支烟，这个问题他早就想过，这一切都是那些人盲目执行国际路线的结果，只有解决政治路线才是根本。可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想解决路线问题是不可能的，如果在这时，毛泽东公然出来反对国际路线，自己孤立无援不说，有人会怀疑他的动机，会说他是对宁都会议的反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团结更多的人，形成一种阵势，让那些人奈何不得，无话可说。但毛泽东又意识到，在红军最危难的时候，挑起这种争权夺利的纷争是不明智的，要讲究策略，有理有节。
毛泽东看着灯影外的王稼祥道：路线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取得这么大成就，不仅打垮了敌人的四次“围剿”，还使我们的红军发展到了近10万人，苏区人民支持我们的热情是任何一支部队也未曾感受到的……
那这次失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王稼祥仍没把军事上的失利和政治路线分开来看。
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战略战术的错误是导致失败的最直接原因。毛泽东的神情有些激动，但头脑却异常冷静。
毛泽东又说：我们的军事失误帮了蒋介石的忙，我们应采取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出击，这样才有把握消灭敌人，单纯的防御这是敌人求之不得的，我们从军事上，人力上就输给了蒋介石，李德的那一套，只适合小规模战斗，而不是战役……
要是采用你的办法，几次下来还能有效吗？王稼祥眨着眼睛问。
变化是肯定的，战术要以不变应万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相应采取变化，让敌人摸不着头尾，发挥我们的长处，克敌人的短处，这样一来总能找到消灭敌人的机会。还有最主要一点就是李德等人不了解中国的农村，把西方的城市街垒战搬到中国来，这能不失败么？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治好中国的病，还是要中国自己的医生，我们目前红军的数量很少，只有在农村革命才能成功，这不同于俄国，我们没有军队的哗变，没有飞机、大炮，我们只能小规模地暴动，然后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一点点地占领，一仗仗地打，不可能想通过一次暴动夺取政权。中国现在混乱的局面，不单单是一个蒋介石的问题，推翻一个蒋介石，还有李介石、陈介石、何介石……
王稼祥很有兴趣地听着。
中国的局面是太复杂了。王稼祥感叹着。
毛泽东说：李德鄙视孙子兵法，这是他不了解中国这个民族的原因。还有博古，他善于用马列主义的原文照搬中国现在的一切，可他又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国家，这种教条主义，只能是原则上正确，实际中失败。马列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但不能忽视了中国的特殊性。俄国就是俄国，中国就是中国，二者不能混淆，也不能一概而论。广昌战役的失败，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王稼祥在后方养伤，没有参加那场战斗，但他知道彭德怀和李德、博古曾发生过激烈的争吵。王稼祥感到毛泽东说得很客观公正，但有些事仍想不通，李德到底错在了什么地方？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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