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块。
“昨天我刚给了他们八磅黍米，现在又来要，真不象话！随你的便，福加-狄米尼奇，但是这个万尼卡就高兴家里现在乱糟糟的，我再也不给黍米了：也许他想这样就可以混水摸鱼了。不，凡是主人的财产，我都不会马马虎虎。谁见过这样的事啊？要八磅！”
“怎么办呢？他说都用完了。”
“哦，好吧，在这儿，拿去！给他吧！”
她从同我谈话时那样令人感动的样子转变到埋怨唠叨和斤斤计较，当时使我大为吃惊。以后我考虑这一点时，才理解到，不管她的心里多么难受，她还有足够的精力去料理自己的事务，习惯的力量使她去完成日常的工作。悲哀对她发生那么强烈的影响，使她不觉得有必要来掩饰她能从事其他事情的事实；她甚至不会理解，怎么有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虚荣心同真正的悲哀是完全矛盾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在人类天性中是那么根深蒂固，连最沉痛的悲哀都难得把它排除掉。在悲哀的时刻，虚荣心表现为希望显得伤心、不幸、或者坚强；我们并不承认这种卑鄙的愿望，但是它们从来，甚至在最沉痛的悲哀中，也不离开我们，它削弱了悲哀的力量、美德和真诚。但是娜达丽雅-萨维什娜遭到的不幸使她悲痛万分，所以她的心灵中没有剩下半点私念，她只是照习惯行事。
给了福加所要的粮食，又提醒他要做馅饼来款待神甫以后，她就把他打发走，自己拿起编织的袜子，又在我旁边坐下来。
我们又谈起那些事情来，又哭了一阵，又擦了眼泪。
我同娜达丽雅-萨维什娜的谈话每天都要重复；她那沉静的眼泪和温和而虔诚的言语，使我轻松，使我得到安慰。
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离别了。丧礼后三天，我们全家搬到莫斯科，我注定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们到莫斯科以后，外祖母才得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她悲伤欲绝。我们不能去见她，因为她整整一个星期都人事不省；医生们为她的生命担忧，尤其是因为她不但不肯眼药，而且不同任何人讲话，不睡觉，不吃任何东西。有时候，她孤单单地坐房里的安乐椅上，突然笑起来，随后又干哭一阵，她抽风，用疯狂的声音喊出一些荒谬或者可怕的话。这是损害了她的健康的第一个巨大的悲哀，这种悲哀使她陷入绝望。她需要为了自己的不幸而迁怒于人，于是就说些吓人的话，异常严厉地恐吓什么人，从椅子上跳起来，迈着迅速的大步在房里踱来踱去，随后就昏倒在地上。
有一次我到她的房里去，见她象往常一样坐在安乐椅上，显得很平静；但是，她的眼神使我大吃一惊。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茫然若失，毫无生气；她直勾勾地凝视着我，然而大概并没有看见我。她的嘴唇慢慢露出一丝微笑，她用动人的、温柔的声调说：“到这儿来，我的好孩子；来呀，我的宝贝！”我以为她是对我说的，于是走近些，但是她并不是望着我。“啊，要是你知道，我的心肝，我有多么痛苦，现在你来了我又多么高兴……”我明白她是在想像中见到了妈妈，于是我停住了。“人家对我说你不在了，”她接着说，皱皱眉头。“简直是胡说！难道你会死在我前头吗？”于是她以发出可怕的、歇斯底里的大笑声来。
只有会爱得强烈的人们，才能体会到强烈的痛苦；但是，那种对于爱的强烈要求正可以用作她们对抗悲伤的药剂，可能治愈他们。因此，人的精神力量比体力更富于生命力。悲伤从来也折磨不死人。
过了一个星期，外祖母能哭出来了，好些了。她清醒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她对我们更加慈爱了。我们一直不离开她的安乐椅；她轻轻地哭泣，谈着妈妈的事情，温存地爱抚我们。
看见外祖母这么伤心，没有人会认为她是夸大了她的悲伤，那种悲伤的表现是猛烈而动人的；但是我，不知什么缘故，却更同情娜达丽雅-萨维什娜，我至今依然确信，没有人象那个心地纯洁、富于感情的人那样真挚而朴实地爱着妈妈，那么沉痛地哀悼她。
随着妈妈的逝世，我的幸福的童年也就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少年时期；但是由于我对娜达丽雅-萨维什娜——我再也见不到她，她对我的个性和感情的发展和方向有过那么强有力的好影响——的回忆是属于第一个时期的，关于她和她的逝世我想再说几句。
我们离开以后，后来听留在乡下的人们对我讲，她因为没有事干，感到十分寂寞。虽然所有的箱子还由她掌管，她不断地翻箱倒柜，清理，晾晒，放好；但是她觉得缺少了她从小就习惯的、老爷们的乡间宅邸里的那种喧哗和忙乱。悲伤，生活方式的改变，没有事干，不久就发展成一种在她身上早有苗头的老年病。我母亲死后整整一年，她就得了水肿病，卧床不起了。
我想，娜达丽雅-萨维什娜孤零零地、举目无亲地生活在彼得洛夫斯科耶那幢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固然很难过，而在那里死去可就会更加难过了。家里人人都很敬爱娜达丽雅-萨维什娜，但是她同任何人都没有交情，而且以此自豪。她认为，以她这种管家的地位，享有主人的信任，掌管着那么多装满各种各样物品的箱子，如果同任何人有交情，一定会使她徇私，迁就姑息，为了这个缘故，或者因为她同其他的仆人们毫无共同之处，她避开所有的人，总说她在家里跟谁都不沾亲带故，为了主人家的东西她对谁都是铁面无私。
她用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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