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超越了身高的迷茫而又热切的神情，他突然会显出些抱负满怀。
无论如何，向喜一家三口是愉快的，一旦找到话题，彼此都会忘记任何间离，尤其在饭桌上。这天中午全家在餐厅用饭，厨子不仅做了鲜藕炖排骨，红烧猪手，还特意又从外面的饭馆叫来一道当地菜肴——土匪鸭。于是全家就围绕土匪鸭展开了话题。向文成问父亲，这土匪鸭真是土匪吃的菜吗。向喜说，正是这样。你看鸭子外面包着荷叶，荷叶外面又裹着泥，这鸭子是用火烤熟的。先前土匪抓了别人家的鸭子来不及细做，就用了这个办法。向文成就说，这办法好是好，就是土匪做鸭子太失策。向喜说，怎见得？向文成说，土匪既是土匪，就不必再自己动手把生鸭子做成熟鸭子，要是有人追上来怎么办？向喜说，照你的说法，鸭子就不用做了。向文成说，土匪既是土匪，就不如去抢做熟的鸭子。同艾说，看你说的，要是近处没有饭馆呢。向喜就说，再饿着肚子跑呗。三口人都笑了。后来向喜又说，其实湖北的土匪鸭和杭州的叫花子鸡做法都一样，都是借了个离奇的名字。名字越离奇，越能吸引人去吃。快尝尝，快尝尝，趁热乎。向喜亲手将泥和荷叶扒开，先给同艾夹一块，又给文成夹一块。
就在向喜为文成母子夹菜的时候，一个女人大步跨进了餐厅。在向文成看来，这女人显得很是人高马大，她就像江中的一股浪头朝饭桌涌来。他本能地往母亲那里闪了闪，才看清这女人跟前还有两个孩子。小一点的被她抱着，大一点的在她手里牵着。这女人大约在刚进门时受到了护兵的阻拦，所以嘴里还在责骂着护兵。女人撞进门后，先把两个孩子推搡在向喜跟前，就让他们管向喜叫爹。
两个孩子按照女人的吩咐，一人搂住向喜一条腿，果然叫起了爹。女人又冲孩子嚷道：“大点声儿，再大点声儿，你们爹耳朵背，怕他听不清。”女人说着，拿眼睛斜视起同艾与文成。斜视一阵就又挑衅似的说，“我不是走错了门吧，是我走错了门，还是有人进错了门？”
来人是二丫头。这是她携儿子文麒和文麟对汉口的一次突袭。原来二丫头早就在向喜身边安插了“眼线”，她嘱咐眼线，一旦向大人身边有风吹草动，就立即往保定发电报。几天前她果真接到了一封电报，那电文只有一个字：“来”。二丫头顺容仿佛就是冲着这个“来”字来的，电文越简单，她胸中的火气就越大。
这一幕情景对于同艾来说是爆炸性的，却也干脆明白，不再存有悬念，向喜的“国事、军事”也有了结果。哪有不相干的女人让儿子乱叫爹的？
这一幕情景对于向文成来说也不再存有悬念，他已知晓这女人就是他的“姨”了，按笨花人的习惯，二房被称作姨。那两个小男孩，便是他的两位同父异母弟弟了。
同艾还是感到了惊骇，她惊骇的不是这事情本身，她惊骇的是向喜会把事情瞒得这么严实——两个孩子都会叫爹了，也许一个五岁，一个三岁吧。她恍恍惚惚地看见他们头戴小瓜皮帽，身着西式花呢小外套，体面，整洁，气色红润，她的眼光突然瑟缩起来，又一阵恍惚，她就觉得餐厅里没有了她自己。
同艾看见二太太汤顺容之后就昏了过去，醒来后又说了几天胡话。向喜为她请来一个叫马克的德国大夫，同艾吃了几天马克的药，才逐渐恢复了常态。
向文成一直守在母亲身边，他们和二丫头分住在两个院子里，只待吃饭时才同坐在一张餐桌旁。同艾大半不再上桌吃饭，只有向文成碍于父亲的尊严，不得不上桌就餐。每次进餐，向文成都不知如何对待他这位从天而降的姨和两位从天而降的弟弟。有时他试图不加人称地和他们打个招呼，但他又断定，那换来的一定是二丫头和两个儿子不约而同的白眼。原来一张桌子上只有他才是多余的。父亲向喜也总想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但偏偏文成自己又不“赶劲”，虽然每次进餐他都加倍用近视的视力扫视桌面，唯恐有什么闪失。但面对一桌盘子和碗，又常常错误百出。一次他把混入菜盘中的一根麻绳当粉条，用筷子夹住送进口中，被两个弟弟看见，他们立刻兴奋得不能自制地高声大笑起来。他们不看文成，只看向喜，好像在说，怎么这个人也是你的儿子？向喜并不纵容两个年幼的儿子，他甚至为此呵斥他们。但是向文成还是感觉到，父亲和他们似有一种天然的亲昵，而父亲对他更多的是责任和客气。小时候父亲和他都光着屁股去府河游泳的日子已经是往事了。
向文成在汉口的日子变得很沉闷。他隐隐觉得，自己终归还是属于笨花的吧。他不再去江边看船只的往来和霓虹灯的闪烁，对《申报》上的烟草广告也减了兴趣。为母亲治病的德国医生马克就在这时走进了向文成的心。马克的儒雅和谈吐常常带给向文成一种陌生的冲动，他想，如果这时父亲问他将来的打算，他会告诉他，他要做一名医生。
经过德国医生马克的调治，同艾的精神恢复到往常。她脾气出奇的好，还常常陪王占元的太太去听戏、打牌。她不卑不亢地对待二丫头，她待文麒和文麟也如同亲生。向喜估计风暴已经平息，他受着同艾的感动，他想，和二丫头相比，同艾到底是多些豁达和厚道的。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是同艾给了他面子。
然而，一天晚上，打牌归来的同艾把向喜请进自己房里说，她想回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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