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元，于11月18日做成此棉被。因被套网得密实，故绗被子时由七行减作五行。”比如：“1995年3月30日在双凤街布店见宽幅（宽5.5尺）漂白布，大喜，购4.5米，花72元，可做被里两床；购6斤被套一床68元…
…”我母亲退休之后，闲来无事就乐意翻弄她这本记录多年的“棉花账”。在我看来这种记录毫无意义，既没有人要求她上缴她缝制的某床棉被，她也没有出售和租借棉被的意思，这账本的意义在哪儿呢？或者账本上呈现的一些数字会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它记录了十余年间棉花棉布的价格差异和它们的上涨幅度，比如1978年窄幅（宽2.7尺）被里布0.44元人民币1尺，1996年已升至2.00元1尺；1978年做一床棉被需人民币17元，到1995年一床棉被所需人民币已升至100元至125元。
棉被价格的上涨意味着棉花价格的上涨和棉花的短缺。华北平原本是中国几大产棉区之一，但如今我们的一些纺织厂却要从新疆大批购进棉花以完成生产指标。棉农越来越不愿意种棉花：风险大，生产周期长，投入多，令人头疼的棉铃虫害…
…还有那些急功近利、舍弃土地暴发起来的各色乡间人士，都时时影响着棉农的心思。我母亲自然想不到这些，手握一本棉被账簿，也许换来的是她心里的踏实，甚至可以说，那是一本她随时可以把玩的、比棉被本身还要确凿的温暖事实。
有一天我回家看望我母亲，见她正在家中那间30平米的“棉被屋”门口，冲着半开半推的门一阵阵手舞足蹈。拳打脚踢，却原来她在试图把一床新做成的棉被塞进屋去，而那屋中的上下左右，棉被和棉被拥挤着已然没有空隙。
我叫了声“张美方妈妈”，我母亲扭过脸来。她满脸是汗，头发上沾着棉花毛；她神色慌张，一副心永远塌不下来的样子。棉被们就在她的身后汹涌着，仿佛随时可能奔腾而出将我的母亲淹没；又仿佛我母亲已经生活在一个火药库里，只需一点点火星，那膨胀着棉花的房间就会爆炸。
可我母亲她仍然顽强地和手中那条新棉被搏斗着，她推揉它挤压它，妄图将它塞进屋去。我深知她这一辈子是宁愿叫棉花淹没也不愿再叫寒冷淹没，我上前帮了她，两个人的力量终于使那条厚墩墩的新棉被进了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