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等布赖恩的时间梳洗、穿衣和整理头发。布赖恩的家离安妮的家不远，星期六路上车辆稀少，他半个小时不到就到安妮家了。
“我离家前给我在迈阿密的一个律师同事打了个电话，”布赖恩告诉他母亲。
“凯文·波特工作的律师事务所同我们有业务联系。我告诉他我了解的情况，他说他在警察局有关系，可以帮我打听消息。”“我知道事情不妙，”安妮说。
“你根本就不知道！”布赖恩说。“不要这样折磨自己。还记得上次就因为这样不得不把你送进医院。”布赖恩到安妮家才几分钟，凯文·波特的电话就来了。
“很遗憾，我不能给你带来好消息，”凯文说。“一个酒店老板在你弟弟离开撬窃现场时看到了他汽车的牌照。”布赖恩暗暗叹气，朝母亲看了一眼。她坐在靠背椅子的边缘，两只手紧握着放在腿上。布赖恩很生肖恩的气。他就不考虑他的胡作非为会对可怜的母亲产生什么影响！
“这事听上去很怪，”凯文继续说。“一具尸体被破坏，有人把脑子偷走了。
死者并非是无名之辈。她是个姑娘，她的父亲是个企业界巨头。这里已掀起轩然大波。警察局已感受到压力。州检察官已提出一长串罪名。验尸医生认为死者的颅骨是被手锯锯开的。”“肖恩的五十铃车在离开现场时被发现，是吗？”布赖恩问。
他已在考虑怎样进行辩护。
“恐怕是的，”凯文说。“此外，一个验尸医生说，你弟弟和一个护士在案发前几个小时曾在他办公室向他打听过同一具尸体。他们似乎要采集标本。看来他们已搞到手。显而易见，警察正在寻找你弟弟和那护士以便询问，也可能逮捕。”
“谢谢，凯文，”布赖恩说。“告诉我你今天在什么地方。我也许还需要你，尤其是如果肖恩被捕的话。”“整个周末你都可在我家中找到我，”凯文说。“我会告诉警察局里的朋友，如果你弟弟被抓到，要他马上通知我。”布赖恩慢慢放下听筒，朝她母亲看。他知道，尽管她一直担心肖恩孤独无援地关在一个罪恶城市，但是她也没有思想准备，情况会这么糟。
“你这里有肖恩的电话号码吗？”他问。他尽量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
安妮默默地把电话号码递给他。
布赖恩先拨他宿舍的电话号码。他让电话铃起码响了10多次才挂掉。他接着拨福布斯癌症中心科研大楼的电话号码。遗憾的是，他听到的是录音声音，说总机只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从上午8时至下午6时才工作。
他毅然给航空公司挂了个电话，预订一张中午飞迈阿密的机票。一定发生了什么怪事，在这紧要关头，他最好本人在场。
“给我说对了，不是吗？”安妮说。“事情很糟。”“我肯定这是一场误会，”布赖恩说。“所以我要亲自去那里，把事情澄清。”“我不知道我究竟作过什么孽，”安妮说。
“妈妈，”布赖恩说。“这不是你的过错。”弘熙的神情十分紧张。自从那次在楼梯井被肖恩吓破胆以后，他不太愿意再去监视他。但今天早上他别无选择。他奉命去监视肖恩的行动。当他看到肖恩情绪高涨地在实验室里干得真欢时，他回到了自己办公室。
田中也在城里使他的紧张情绪有增无减。两天前弘熙去机场接田中，然后送他到多拉尔乡村俱乐部。田中打算住在那里玩高尔夫球，等待须下公司的进一步命令。
星期五深夜他接到了命令。弘熙从田中的记录中了解到，须下公司董事会认为肖恩·墨菲对他们在福布斯中心的投资构成了威胁，决定把肖恩“请”到东京来，以便对他“晓之以理”。
弘熙与田中在一起时感到很不自在。当他知道田中同日本黑社会的关系时，他更加忧心忡忡。田中曾有意无意透露出，他根本不把弘熙放在眼里。
他们在机场见面时，田中只是敷衍了事地浅浅鞠了一躬。在去乡村俱乐部的路上，田中只讲了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却只字不提肖恩·墨菲。到了乡村俱乐部宾馆后，田中甚至不主动搭理弘熙。最糟的是，他没有邀请弘熙打高尔夫球。
对弘熙来说，这点点滴滴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弘熙给多拉尔乡村俱乐部宾馆打电话，找田中说话。总机说田中已去打高尔夫球，把电话转了过去。
田中来接电话了。当他听到是弘熙的声音时，他显得很不耐烦。弘熙用讲得很快的日本话传递了信息。“肖恩·墨菲先生已在研究中心，”弘熙说。
“谢谢，”田中说。“飞机已出发。一切正常。我们下午来福布斯中心。”肖恩一清早开始工作时情绪高涨。没花多少时间，他就识别出免疫球蛋白。他下一步要设法确定这种免疫球蛋白对哪种抗原作出反应。他预料也能迅速取得成果。他用了各种方法，都毫无结果。正当他情绪低落快要失去耐心时，电话铃响了。他到就近墙上的分机去接电话。是珍妮特打来的。
“进展如何，我的爱因斯坦？”她神采奕奕地问。“糟透了，”肖恩说。
“几乎毫无进展。”“很遗憾，”珍妮特说。“不过我有一些好消息，也许会使你高兴。”“什么好消息？”肖恩问。他的脑子里只有他要寻找的抗原。珍妮特当然不可能向他提供这种抗原。
“我搞到了路易斯·马丁用的大针剂瓶药的样本，”珍妮特说。“我用了你教我的办法。”“很好，”肖恩说话时无精打采。“你怎么啦？”珍妮特关切地问。
“我以为你会高兴的。”“我当然高兴，”他说。“但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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