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这一起案子全没给，都拿到手的奖状给抱回去了。你说我委屈吗？我委屈。从技术上说，对方已经承认杀人了，他有杀意，他也下手了，但他没能把人杀死；受害人最终死于别人的二次谋杀，那这起案子就是不对的。地检最后把罗波放了。
罗波还好没毙，毙了就出人命了。领导说：子承你就偷着乐吧，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把罗波给毙了，那你面临的就是判刑。不是他杀的定成他杀的，严重渎职，要判刑的。我撇嘴笑了一下，苦笑，我说：咱们搁这儿说，我搞案子搞成这样了，还给我判刑了。
我干工作图什么？噢，干得越多惹的事儿越多。我凭我的工作，凭我的良心去侦查每一起案件，我是因为工作，我不是因为别的。不能说你干的案子越多，你的事就越多，那干这么多的结果是这个样子，我心里不平衡。如果让我再选择，我他妈绝对不干刑警！
领导看着我，语重心长那套就来了：你工作没少做，态度也没有问题，但错了就是错了。这个案子盘根错节，相互跟其他案子勾连，案情又很扑朔迷离，你看咱们这儿怎么叫？叫迷尸案。是赶上了，就这么寸。但人是谁杀的就是谁杀的，不能判错。
我把证件什么的往桌上一扔，走了。我听见大领导在身后叫我，我摆摆手说：我接受组织调查！等候组织处理！气炸了。真是气到原地爆炸。我可做不到好气还他妈要保持微笑。人在愤怒的时候不冷静，多说多错，我他妈还是撤吧。
在家躺了两天，我翻来覆去地想，越想越绝望。罗波行凶杀人又抛尸，因为后面儿还一个排队杀人的，无事一身轻出来了。我操，我他妈天天逮坏人现在我渎职。闹半天，法律就跟我身上好使啊？俩徒弟打电话叫我出去喝酒，当晚，我们都喝高了，夏新亮歪在沙发上人都起不来了。
我们聊了太多，真他妈觉得科技越发达，我们越没用，干刑警，纯属于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譬如，DNA技术在2010年以后才好使，2010年以前全是指纹和足迹。当然DNA有很多种，第一是血液，血液比对，抽血，2005年2006年就可以了。
细胞技术真是2010年以后才成熟。我们在1998年搞了一个案子，俩人儿搞对象，男的把女的给杀了。杀了之后，找一个地儿给埋了。说埋这儿了，我们就去挖这个尸体，没有挖出来，到现在这个孙子还逍遥法外，就因为没有找到尸体。
没有尸体，定不了罪。尸体是一个证据，为什么杀人，主要是看尸体。没有尸体，什么都瞎掰，你杀八百个，没有用。没有尸体是没有用的。还譬如，尸体要放在建筑水泥里头起了工程，就特棘手。曾经也发生过这种事，挖猪圈，把人给杀了，扔在房基底下了，谁也不敢擅自做主拆这个房。
农民的房，以前这是一块地，把人扔这儿了。肯定是这儿吗？是这儿。后来盖上了房。这个房，还不是他们家的，是别人家的，你说这个你挖不挖？挖不出来怎么办？后来觉得还是得给挖了，就找到了尸体。但这是幸运，没有找到的多了去了。
你有一百种方法逃避法律制裁，只要你够聪明，或者你够幸运，再或者你够丧尽天良。而我，我们许多遵纪守法的好人，我们始终被法律这张网罩着，困住。我甚至开始怀疑就像实体商业面对互联网的快速崛起而逐步被淘汰，是不是像我们这样的老刑警也跟不上趟儿了，也该被自然淘汰了？
认真想想，可能真是吧。时代的巨变，让我们措手不及。反正也停职了，反正也糟到这个地步了。我不干刑警，我能干啥？眼皮合上之前，我突然顿悟了，我干吗不行啊！工地上搬砖都有饭吃。脑子还清闲。我又不是福尔摩斯破案有瘾，再说了，福尔摩斯也他妈有失误啊。
侦探的委屈，该去跟谁诉说？凭什么我们就该是万能的？要真有万能人，何来百密一疏之说？乱七八糟脑海里开了锅，不甘、委屈与无能相互交织，再没有比这更糟心的时刻了。先是两起没破了的儿童绑架案，让我深刻尝到了失败的滋味，然后又是这起望京迷尸案，甚至告诉我说…
…你连凶手都他妈抓错了！我很难描述当时自己的心情有多么糟糕，最关键的是，古话说得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有天半夜我电话响了，囫囵起来，不是队上。是我姐。她说老爷子让急救车拉医院了。我套上衣服就出了门儿，往宣武医院奔。
急性心梗。我赶到时我爸已经进了手术室，正在下支架。我到了，让我姐先带我妈回家，她年纪大身体也不好，别跟着熬了。我说姐你也跟家休息休息，有我呢，你等我电话。我一生成长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我爸。我起小儿顽劣，经常打架，刺头，但我爸对我从来没有打骂过，我犯的一切错误，他都来承担。
他说你爱打架不要紧，领我去了什刹海体校，说你跟这儿好好锻炼。我就参加了业余摔跤队。到这儿可不一样了，我这野路子哪儿能跟人家专业运动员比啊，职业队一姑娘跟我过过招儿，直接踢掉我一颗牙，就这么大差距。也是从那会儿，我学上的摔跤。
对我来说，我父亲对我的鼓励特别多，不像好多传统家庭那种挫折式教育。他那会儿搞建筑，搞房产开发，所以经常出差。只要回来，他就陪着我，训练、读书。他是读书人，别看农村出身，正经读书人。所以他特别知道文化的重要性。
我是参加业余队，所以要上文化课，我爸喜欢手把手教我功课。后来我爸受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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