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短暂而又漫长的时间。我恐惧在凌晨回到家，我的父母会杀了我的。果冻什么也没有说，他只是搂着我的肩，说了一句话：“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吧。”走了几步，我停了下来，说：“看天，有一颗星。”“那儿还有一颗。”果冻指着天空说。真是画面一般，小区静静的，静静的。我们像真正的兄妹一样，慢慢地走着。
上了楼，他给我端来一盆温水，说：“洗脸吧！”一会儿他把水端出去，又端进一盆来，说：“洗脚吧！”他把他的床让给了我，自己睡在沙发上。
第二天我很早就起来了。看了很长时间的书。我走出去，看到他已睡在了大屋的床上。被子有一半垂在床下。我轻轻地把被子盖在他身上。他睁开眼睛：“这么快就醒了？”我搬了一个小凳子，坐在他的床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我说从你家的窗口向外看，可以看到胡同，这让我想起一支我采访的第一支乐队。我想他们。
那时我十四岁，刚刚喜欢上摇滚乐。他们也都才十七八。
那会儿是冬天，乐队的两个吉他手在车站接我的，在他们的那间阴湿狭窄的小屋里，我第一次接触到真实的地下摇滚生活。也第一次听到活生生的地下摇滚音乐。我有些发疯般地爱上了那种清贫、悠闲还有一点点浪漫的气氛。我也很喜欢乐队的主音吉它手，每次采访结束后，都恋恋不舍地离去。
也许是因为我的笨拙沉默抑或是他们的年少轻狂，我们很快起了争执。缘自一次黄昏我非要节奏吉它手送我到地铁站。“每次你都这样。你太不独立了。”那人轻声嘟囔了一句。“那你别送我了。”我真有点怕了。可他却坚持送我去地铁站，在路上他说了许多幼稚真诚的话，把我和别的记者反复对比。终于他说完了，我逃一般飞快跑了。于是从此以后再也没去见他们。
“后来呢？”果冻问。
没后来了。除非时光倒流，一直流回到我十四岁的时候。
我十四岁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那时的自己：短头发，穿着蓝色校服，每天挤一个小时的地铁去做采访。
午饭是果冻的妈妈给我们做的。果冻的妈妈很善良，她一再让我多吃点儿，我喜欢这样的气氛！她做的饭很辣。我想起果冻说过他们的老家四川。我们吃得很饱，回到屋子里，果冻送给我《红星I》，因为里面有许巍的《两天》。我们吃完饭，听许巍和胡嘛个的歌。“天哪，我们怎么了？天哪！我们在他们眼里到底怎么了？”听到那土里土气的歌声，我们都笑了。然后是许巍。我垂下头发，绝望像水一样浸向我。我怕回家。我真不知道我妈会怎么看我。十点时，我告辞了，我得去一个学琴的学校。果冻很真诚地说"能不能下午再去？吃了午饭？"我知道他的诚恳，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他送我到我放自行车的地方，反复告诉我怎么走。
到“宏和”音乐学校时，黄亚正坐在楼顶练琴，我坐下，他说你弹一个试试。我弹了一段，很生疏，他问：“你练了吗？”我说：“练了。”但事实上我还没他弹的一半好。他教我应该怎么弹。我下决心回家好好练，别这么丢脸。好笑的是黄亚在弹《Aboutagirl》时将和弦记错了，一个男孩告诉了他，他的脸红了。他说，操，回家好好练，真他妈的露怯。我发现这是他的口头语。我问他老家在哪儿？“福建。”他说。带着浓重的乡音。我们聊天也挺好玩的。他说他晚上一练琴人家就说吵。“那你别理他们不得了吗？”我说。“不理不行啊，”他苦笑，“那是我爸，我哥和我弟，不理他们我就死定了。”他说他爸是来北京做生意的，他准备和他弟弟组一支摇滚乐队，现在正在努力把他弟弟拖下水。
下午时我们饿得要命，去买面包。我拿出钱，说买两个汉堡。他说：“操，多没面子，我出钱。”挺乐的。
他问我：“在你眼里，我是不是挺内向，挺害羞的。”
“对。”我说。
“其实我在我们老家时根本不是，他们甚至有人叫我疯子、变态，喔，一到这儿，就变了，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内向啊。那会儿在福建时，朋友一大堆，在这，朋友就这几个……”说得我一边吃一边笑，他的口音太逗了。他说刚到北京时，普通话都不会说，每次都得考虑用哪个词好。我让他说一句福建话，他说了两个连我怎么写都不知道的读音，后来他告诉我那是“玩”字。天！我都听晕了，差别太大了，福建话太难学了。他看了一眼在旁边狂笑的我，说：“有时我觉得你不是这么大……你有这么大吗？我觉得你只是小孩！”我盯着他，竭力想分辨他是夸我还是损我。也许在他面前我是表现得很孩子气，他说有一次我坐在他身边，看着他的脸，突然说：“哇！你戴耳环啊！”说完摸了一下他的耳垂。“当时我就在想，这世上居然有你这么可爱的好玩的人。”他说。
我兴奋得脸有些发红。
少年的冬天
我的高一第一学期放假了。
学校自然又全体集中到操场上讲话。看着台上那胖胖的教导主任“大老王”面目慈祥，耳里听着他殷切的教导，觉得正统教育还是蛮有乐趣的嘛！
“不许去那舞厅迪厅那些不适合学生去的场所，现在外面有一种叫什么‘练歌房’还是‘恋歌房’的，我看不是什么好地方！也别去河上滑冰，听说咱这条长河这几天又淹死了一个人！想滑冰什么时候和家长去趟首体，随便那么滑两下得了！咱学校以前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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