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学，很累。回家以后只想睡觉。但我没有这种时间，在初三毕业的暑假里，我帮一家音乐杂志采访了四支地下摇滚乐队。现在我必须尽快完成那篇采访稿，还要练琴，赶不上进度，会落后的。学校让每个高一的学生写“自传”，跟“自白书”似的，要求它数一千字以上。靠，一万以上我也能写出来。但我如何写呢？“我想一个人呆着，我不想活了，我想躺下以后永不醒来，……”那他们还不把我毙了。
我只能虚伪地写些“生活充满阳光，二十一世纪，跨世纪的一代，未来……”真他妈的。我想起以前有个同学开的玩笑“往事不堪回首，就让一切尽在不言中”，可他们却逼着我一遍遍“回首”。我都不想上学了。太不自由。我是个无比脆弱的人。我承受不住一遍一遍的打击。
玫瑰园里的老玫瑰
又一个春天来临又要去了
又一个春天白白糟蹋了
春天到来了
这让我感到慌张
暖气刚停，我还穿着冬天的衣裳。我最怕冷了。没有暖气的乍暖还寒简直是要了我的小命。虽然我最喜欢冬天。“无信仰宝贝”乐队的小杨说他最近很忙，很充实，这很好。生机勃勃，有事干的人好好干事，像我这种天天混日子的人有幻想有书看也是很幸福的。一连几个礼拜了，星期四的下午我都拼命地骑车回家看凤凰卫视的《非常中国》。因为那里面可能会有摇滚乐。我可能会找到一点点惊喜，这可能是我无聊生活的惟一的安慰和补偿。
我从来不是一个有目标的人。从来不是。而且被红布蒙住了双眼我也看不到未来。我在学校里的那个广播节目，它在各种复杂的窘境中勉强维持着原则的阵地。尽管“PunkRadio”这个节目是我们斗争很久以来的结果，但每次播完以后我却没有一丝的兴奋和成就感。有的只是在杀人不见血的学校的严酷没用的制度下的一次可笑的小丑表演：因为我知道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一群听众，我们的学生麻木、虚伪、矫饰和浅薄——整个儿一群弱智啊！我呢？我又是为了什么要为他们启蒙呢？
上上个星期三早晨下着小雨。我起床后就那么衣衫不整地坐在床上不想动。我眼下要去上的学校离我想上的北大很近。……有什么办法呢？……这世上，从来没有自由……我能转学吗？……我能退学吗？……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又来了！那在初三时拼命骑车上学的路上就愣愣地撞在脑海上的一句歌词，又出现在我折腾不完的生活中……我终于还是出了门——我知道我注定迟到。几乎在一秒钟之内我就决定了我想做的。我绕着方舟书店骑了一圈，方舟还没开门，又回到了苏州街邮局。满大街都是车铃声，只有我一个人看似悠闲。在邮局里，我拿起了三月份的《大学生》看了看，无意中竟发现紧挨着纪念海子的诗旁边是一位我曾经在忙蜂“邂逅”过的军艺“青年诗人”石钧的诗。至于那天晚上的事情我有点儿不便启齿。可笑！他居然用了“爱情”、“堕落”之类的词儿。而且决不是反讽。我想给他打个电话，赠给他这么一句“诗写得傻逼，人做得操蛋”。正像伊沙所说的，那种玫瑰园里的老玫瑰，向来就是摇滚的敌人。
那天早上我本想给一些朋友打电话，但终于没有。我要的是朋友看到狼狈迷茫的我毫不惊讶，给我一顿早饭吃，然后拉我一起看书或听音乐，而事实上他们却很可能一脸被打扰了的不快表情，还要刨根问底问我干嘛不去上学，并顺便给我讲一通大道理！
后来因为那天我没去学校我让我妈给我写了个假条，班主任偏袒着我，这件事就过去了。只是后来我厌学情绪愈演愈烈，常常迟到、旷课，学校特地为我制定了请假有"三条"的规定(分别为家长请假条、看病诊断书和开的药方，缺一不可)，就是后话了。
软弱地哭泣
我越来越厌恶说话和自我表现了。更不想和那么多无谓的人接触。
我和果冻出来散步，我们先去了趟地坛公园，前几天他刚在这里采访了朴树。风有些冷，他脱下牛仔上衣让我穿上。我们找到那天他和朴树坐过的椅子，果冻说给我找那天朴树在地上写的曲子，但找了半天两个人也没找到。“嘿，你们找什么呢？听说刚才有人丢了一个金戒指。”有两人过路的人看我们一直把脑袋伏在地上很逗地来了这么一句。
聊到一个乐评人，“你还不知道啊？他前一阵儿自杀了。”果冻说。“死了？为什么？”我立刻变得兴奋起来。“不知道。”我很羡慕那个哥们儿的勇气啊，要是早知道他有自杀的念头我一定不劝他而是想和他好好聊聊。不知为什么，我这个人有一个很庸俗的观点，那就是，谁能特牛逼地蔑视生命，视生命如粪土，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并且生活得很痛苦，我就会觉得他很无畏，很有勇气，很……总之很脱俗就是了。你瞧，我就是这样，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的，我骨子里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果冻也曾写过一篇文章的，那是一个下雨天，我在"宏和"音乐学校的顶楼发现那张过期的音乐报纸上他的那篇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
“我每天出门的时候，总是要检查一遍我的房间钥匙，我在这个城市所认识的人们的电话号码，我所写好的稿子的电脑磁盘，以及呼机、月票等这些东西，要是少了一样我就觉得自己没法出门，可当我有一天踏上了一列远去的火车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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