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自己的不满呢？为什么每次都由他人的态度来决定我的态度？难道我真的如赵平说的没有性格？哈，没有性格，一个多么可悲的评价，我天生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注定成为一些不名物的牺牲品。
我们又在一个夜晚到玉渊潭公园玩。我们坐在波光鳞鳞的湖面旁，风吹动着，我们什么也不说。过了一会儿他靠近我，给我讲述他母亲的事，我听着。我就知道他得触景生情，每当他感觉无助时他总会想起他那逝去的母亲，那是他唯一的安慰。然而就连这惟一的安慰他也永远无法再拥有。只有在这种时候，他的脸是才会出现一丝平静和快乐。我知道他暴戾的原因之一，是痛苦。他是个非常分裂非常矛盾的人，他画画、唱歌、写诗，然而这些都无法让他做个正常的普通人。
我们散了一会儿步，坐在一个石凳上。
“你以后打算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我问他。
“我想找一个外国女的。最好能跟她一起出国。”
“外国女的？你想得美！就你，还想找一个外国女的？你别做梦了！”我笑了，原来他一直想找一个外国女孩啊！那我算什么？和他在一起都快变成我的自虐方式了，赵平不管怎么想也和一个外国女的联系不上，我讨厌他，厌恶他，但这无法不让我伤心。我的眼泪一点一点溢了出来。
二束刺目的光突然冲我们照过来，“嘿！干嘛的？”
说着走过来几个片警，不住地打量我们“这么晚了不回家还坐在公园里干嘛？”
“聊会儿天。”我站起来。
“证件有吗？”
我看了赵平一眼，“我有学生证。”
“拿出来看看。”他们用手电筒照着我。
我从我绿色的书包里拿出我的学生证，递过去。两个民警看了一遍，又递给我。
“你爸爸是军队的？”他问我。
“是。”
“我就是管你们家那片儿的。”他说，“你爸叫什么名儿？”
“求求您别问了，这要让我爸知道非得说我。”我说。那个人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别站着，你坐啊！”赵平使劲用手拽我。
“我站着挺好。”我看了一眼民警，继续说，“警察站着我也站着。”
“对了，人家的态度挺对的，你知道吗？接受检查时应该立正站好。”民警说赵平，“你呢？证件呢？住哪儿？”
“我有暂住证。”赵平说，开始从屁股兜里往外掏，“给。”
“工作证呢？”
“没有……我在中关村做软件程序设计。”他说。
我看着他想笑。就他，还中关村？还软件？还程序？还设计？
“你俩什么关系？”
“她是我妹。”赵平说。
“这么晚了还在这儿干嘛？”警察又重新问了一遍刚才的问题。
“聊天。”
“走吧，这么晚了扎什么堆儿啊，我还以为***聚会呢。”他们把暂住证还给赵平，走了。
“咱走吧。”我对他说，他一脸闷闷不乐，“我刚才叫你坐你怎么不坐啊？在警察面前你应该保护我。”
我什么也没说看了他一眼。一个大男人居然得让女的来保护，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么没有廉耻的事情。或许到了离开他的时候了。就让他去找一个外国傻妞去吧。
我越来越讨厌他了。他总是很穷，穿得也破衣拉撒，像个标准的捡破烂的。看见他我就头疼。何况他从来不考虑我的心情，每次周六或周日我骑车到他住的地方找他，晚上再独自骑车回家。这种生活我已经受够了。但我还是磨了好一阵儿才下决心离开他。为了让自己离开他以后彻底忘掉怀念的美德，我对他愈发地好，让他以为我是死心踏地，完全误会我的本意，更加心安理得得享受这一切。
于是有一个周末他让我去找他我便没有去。此后他三番五次打电话上来，我都借故不接，不为什么，他已经似一枚枯叶，从我的生命中凋零。后来他再打电话就开始骂我，我只当他是傻子，“啪”地一声挂断。后来这个人就消失了，只从摇滚圈无数关于他的笑话和段子中听到他。
我们的关系维持了大约六个月。从夏季到深秋。当天气一天天转凉时我们也玩完了。和上一次一样，我倍感轻松。这也让我感到我在与男人交往上的失败。我心里很清楚，当我们辗转到朝阳区某个陌生的村子里找录音师时，当我们在路边小摊吃两块钱面条时，我知道他们生存的艰难，没有人真正地帮助他们，关心他们。而我知道他暴戾的原因之一，是无穷无尽的痛苦。当我们坐在傍晚的圆木上啃着梨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们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