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瘪三。我现在真恶心！所以当他下次再打电话找我时我当机立断地说：“我操你妈，滚蛋吧，傻逼！”从那以后他便消失在我的生活中了。
犹如“我来剥摇滚的皮”，我来剥赵平的皮，就是他华丽的外衣。一个虚假自私的人，却在一本全国著名的令人尊敬的摇滚杂志上粉饰自己，让天下摇滚乐迷蒙羞，欺骗真理。纵然他将全天下的人欺骗，我也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他于1974年出生于陕西咸阳，1988年开始写一些“啊，理想走远了，还有追上她的脚步”之类的诗投稿给《中学生语文报》，1994年来到北京，来京之前曾在新疆、云南、南京一带转悠。1998年12月组建他现在的这支乐队“W”。他的乐队名是个奇怪的名字。中国他最喜欢的朋克乐队是盘古，而对北京的一些朋克乐队嗤之以鼻。他住在北京西郊一间月租一百四十块人民币的房子里，起床，烧开水，然后写下诗歌。身无分文，拖欠四个月的房租，饿着肚子去录音棚，依旧东蹭西蹭，依旧在东北旺欠下电话费和买包子的钱，劳动救不了命，依旧体弱多病，靠最好的朋友的药钱活命。我知道在他名利的光环下面，隐藏着一颗多么黑暗、糜烂、发臭的心。他写长诗，这个不孝的农民的儿子，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很贱。
两个世界
白建秋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和贾佳大概一个礼拜以后要到北京来。来看看我，顺便倒点打口盘回去卖。
他们来的那天上午我在班里上课。学校现在对请假的事管得特严。我给他们在桌子上留了一个条，跟我妈交代了一下就上学去了。
放学回家时见他们坐在我们屋里，白建秋弹着我的那把木琴。他们还是老样子，建秋穿着一件黄色上衣，贾佳则看上有点儿傻乎乎的。我妈说白天她让一个战士带他们去逛故宫了。晚上住我们家旁边的海军干休所的招待所。
“嘉芙，你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一下演出好吗？”
“好吧。”我从柜子里拿出《摩登天空》，“明天晚上‘17’号酒吧有演出，是木马和另外一支乐队，到时候咱去看一下吧。”
“好吧。”
晚上我把他们送到海军干休所的招待所里。然后再一个人走回家。
第二天晚上我们坐地铁去了三里屯。我们坐在靠后的桌子上喝酒聊天。坐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个外国人，只能看到他穿着黑色衣服，一动也不动。他一个人坐在那儿，有时候站起来拍几张照片，然后再静静地坐下，喝两口啤酒。好看的柔和的背影，黑色的衣服。身上流淌着一种我喜欢的优雅气质。后来我才想到，那是灰色所特有的气质。
“那个老外挺有意思的。”我跟他们说。
“敢不敢上去跟他说话？”贾佳说。
“啊？我不敢。再说说什么呀，我英语那么次，还不够给咱中国人丢脸的呢。”
“这有什么不敢的呀？去聊聊呗，我觉得他一个人坐着也应该挺无聊的。没事，去吧。”白建秋怂恿道。
“不会吧？”我笑着说，“那过一会儿再说吧。”
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看，看到他叫啤酒，小姐过来递酒，他说“Thank you”，然后一口一口喝酒。
“要不然我真过去啦？”我吃了一口冰淇淋说。
“去吧，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我吃完最后一口冰淇淋站起来向那个人走去，“打扰一下，”我说我可以和你聊会儿天吗？
当然。他回答。酒吧里的音乐很吵，他示意我出去聊。我向身后的贾佳和白建秋使了个眼色，就跟着他推门出去了。
我们到了外面，有卖花的小孩，乞讨的小孩，我无奈地向他笑了一下，他耸了耸肩。这时我才发现，他出来太匆忙了，只穿着一件黑色T恤衫。“OH…”他抱着胳膊，我看到前面有一家小卖部，就拉着他走进去。里面挺暖和的，有一位女士在大声地用英语打手机，看来可能也是附近哪个酒吧太吵躲在这里的。
“你是哪儿的人？”我用英语问他。
“Finlandin Europe north.”
他说了几遍我都没听懂，“What？…”
身边那个打手机的女士不耐烦了，“Finland——芬兰，在欧洲北部。”
我遭到她的抢白，心里很不舒服，我想她应该是很看不起我糟糕的英语，而且居然还用这有限而暧昧的英语妄想和外国人沟通。
“小孩儿……”我猜她心里肯定在这么评价我。
后来我们就管小卖部的人借了根笔在纸上交流。这样比说话要简便点。因为彼此发音的问题，让我那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词汇量又灌了不少水。
他在纸上写他Janne，来北京旅游，住在京伦饭店里，下礼拜五离开。我算了算，正好离现在一个礼拜。今天也是星期五。我们在纸上聊了一会儿，Janne给我留了他房间的电话，我也留了一个家里的电话。
我们回到楼上，还在聊个没完。乐队已经演完了。我，Janne，贾佳和白建秋四个人走出酒吧。我向Janne介绍：“这是我的两个朋友。”他向他们笑笑。我和Janne走在前面，把贾佳和白建秋甩在了身后。我真的有点兴高采烈。过了一会儿，贾佳和白建秋赶过来，说：“要不然你们先聊吧，我们先打车走了。”
“……好吧。”我说。然后挥挥手送他们上车。“再见啊！”他们向我和Janne打着招呼。
“你的朋友很好。”Janne说。
“是。他们挺好的。他们喜欢摇滚乐。”
这是在北京。The cit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