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干预。事情愈演愈烈，敲诈勒索的消息传到了公司上层的耳朵里。”
“当时是谁，让我想想……詹姆斯·萨克雷的曾孙？”邦德问。
“没错。托马斯·萨克雷，当时欧亚公司的头，盖伊·萨克雷的父亲。他是一位机敏的商人，继承了他曾祖父贪得无厌的秉性，只要能捞钱，他可以把伦理道德丢到一边。正由于托马斯·萨克雷的这种态度，使他顺理成章地同我的父亲结成联盟。他俩只见过一次面，是在我父亲的夜总会里秘密进行的。双方同意，欧亚公司提供运输手段，龙翼会提供货物和人力，利益共享。从此，欧亚公司替三合会将海洛因送到了世界各地。”
邦德评论说：“看来历史兜了一大圈，合作双方的角色与19世纪中叶正好相反。”
“真够滑稽的，确实是这么回事。”李说，“不过，还有一方也加入进来了。海洛因必须从别的地方走私过来，那就是金三角。当时是中国的‘文革’时期，广州有个靠造反起家的年轻官员私下里与那地方有关系，他叫王祖康。王比托马斯·萨克雷还要贪婪！他不动声色地在幕后参与了同萨克雷与我父亲的合作。金三角的工厂将鸦片精炼成海洛因，他打通将海洛因运到香港的关节，以使龙翼会能将毒品送到欧亚公司的船上，为此他获得了巨额回扣。有了财富就可以用它来交换权力，通过这个途径王在政界平步青云。但到了1980年，王在政界失势。于是他利用在任期间建立的各种关系与巨大资金，自己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做起生意来了。据说他的公司规模相当大，甚至有自己的卫队，连当地政府都让他三分。
“在王祖康弃政经商的前一年，盖伊·萨克雷掌管了欧亚公司，我也继父亲之后成为龙翼会的魁首。我们这种别扭的合作关系从80年代继续保持到90年代。我的父亲始终没忘记，如果香港这块殖民地回归中国，凭一纸协议，我们就能掌管欧亚公司。1984年签订的协议使事情总算有一个眉目了，协议规定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但我父亲对萨克雷家族的仇恨，对掠夺家族财产的共产党的仇恨，使他抱恨终天。消息公布之后没几天，他就死于心脏病发作。我得继续干下去，但在我和萨克雷中间出现了可怕的鸿沟。我们的合作继续进行，但纯属生意上的来往，私人关系早已断绝。
“1985年，王祖康开始动手了。一个下午，他约见盖伊·萨克雷，地点是在中环的欧亚公司总部，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名中国律师，在公司豪华的董事会议室里同萨克雷见了面。他拿出一张陈旧不堪、用中文和英文写就的文件。王祖康居然拥有詹姆斯·萨克雷与我高祖父签订的原始协议！他声称，他已经从中国政府手里买下了这份协议，并相应拥有它所代表的一切。李威泰的后嗣已经逃离中国，他们的财产也被共产党政权剥夺。因此，盖伊·萨克雷，1997年6月30日后，他拥有的59％的股份将自动转到中国人，也就是他的手中，就像香港被英国统治了150年之后回归中国一样。王祖康被授予全权处理移交事宜，并建立他喜欢的新的管理机制。不管盖伊·萨克雷想干什么，他已经出局了。从本质上说，王祖康不光掌握了几十亿元资产的公司，而且还增加了毒品走私的另外三分之一的收益，他也就占了我和龙翼会的上风！王祖康从此可以处处发号施令了。至于萨克雷，已经束手无策，由英国人掌握的另外41％股份也是无足轻重的。王祖康的意思很明白，要说服他们卖掉股份，然后永远离开香港。”
“后来呢？”邦德问。
“盖伊·萨克雷除了对他自己的律师乔治·唐纳森，没对任何人透露一丝口风。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一直是同唐纳森商讨此事，唐纳森发誓保守秘密，他俩绞尽脑汁想对策，但一无所获。一旦中国接管了香港，中国法律就是至高无上的，那个原始文件将被视为合法。在后来的七年里，盖伊·萨克雷的心里很清楚，他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公司，他已走投无路，为此他度日如年，郁郁寡欢，成了沉溺赌场，狂饮豪赌的孤家寡人。”
邦德觉得这可以解释萨克雷的怪癖行为和嗜酒如命。
“1995年的一个雨夜，萨克雷我安排了一次会面，告诉我这个消息。一开始，我听说高祖父的协议居然还在，真是欣喜若狂，但弄清真相后，我心里充满了仇恨与复仇的欲望。我憎恨萨克雷家族在这段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我更恨王祖康窃取了本来合法地属于我的东西。自那以后，毒品走私的合作仍然继续——生意照旧日，毕竟在1997年之前还是有利可图的。”李苦笑了一下，结束了这个离奇的故事。
詹姆斯津津有味地听完李胥南的故事，同时又感到厌恶。这是个不公平又让人哭笑不得的典型案例，一个臭名昭著的罪犯被别人骗走了万贯家财，而邦德又与李一样感到愤愤不平。“你明白了吧，邦德先生？”李说，“萨克雷和我在阻止王夺取欧亚公司方面是利益一致的。我们是敌人，但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没有杀他。”
“但为什么王祖康要杀他呢？”邦德问，“如果他在7月1日就可以接管欧亚公司，他何必要杀萨克雷？”
李耸耸肩，说：“我不知道，你得自己去问他。”
“那位律师唐纳森为什么也被杀了？还有其他的董事？”
“也许他们想合法地阻止王的行动。”李说，“也许哪里有个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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