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去车站，通过入境检查，上了车，他俩才离去。显然王祖康坚持伦敦来的新律师必须单独前往广州。火车出奇地舒适，走道很宽敞。邦德坐在窗口旁，看着新界的几个车站倏然逝去，列车最后越过边境进入中国南方。
深圳是位于边境旁的第一个大城市，初眼看去，似乎香港的一个区。尽管有不同之处，但邦德却一下子说不出来，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明白：这里没有英语标记。在香港，几乎所到之处的公共标记都是用中文与英语写的，而这里，是一个纯粹的中文世界。
中国南方有很大一块地方成了经济特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自由企业存在。如果一个家庭可以通过出售自己的产品而谋生，那是受欢迎的。只有经过批准才能落脚经济特区。比如在蛇口，妇女与男人的比例是八比一，这主要是因为产业结构的关系，精致的活儿须由纤细的手才能完成。随着香港在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它也将成为特区的一部分。自治是不是虚有其表，那还得等着瞧。
深圳看上去相当商业化与都市化，邦德预料会在路边发现一两家麦当劳饼店，但当他看到一幢大楼顶上居然有著名的花花公子的白兔商标，还是吃惊不小。
列车在深圳作了短暂停留，乘客上下车，然后继续开往西北方向的广州。车窗外掠过的景色往往转瞬即变。一会儿是乡村古风犹存的农田，一会儿是近郊高耸的大厦，新建的大楼在棚户边拔地而起。邦德感到，在乡村，时间似乎已经停滞，绿油油的稻田仍在用长勺或牛拉水车浇灌；而在一百米开外，就有几幢数十层的砖砌大楼直上云端，外墙常用色彩单调的马赛克装饰。邦德曾在报上读到过，中国政府主张通过增加建筑高度来充分利用土地。中国10亿人口需要住房。
邦德不由得认为这是一个失去和谐的世界。市区令人压抑的单调、苍白。他甚至怀疑那些大楼是否空关，是否弃置，或者压根儿就没有完工。它要么是了无生气的鬼域，要么是未来大都市的僻远街区。这真够怪的。眼前的一切使他想起了贫困的拉丁美洲国家或墨西哥，在那里，巨型的现代化厂房往往与草木搭建的简易棚比邻而居。
列车驰过平湖与石龙等城镇，最后开进广州车站，这是一座建于60年代的爬行动物般的怪诞建筑。邦德走下火车，迎面遇到一个穿着浅蓝色衬衣的人，他穿着海军蓝裤子，手举一块牌子，上面用粗劣的字体写着“欧亚公司詹姆斯·皮卡德”。那人不会说英语，而邦德的普通话相当糟糕，因此他们只好凑和着用广东话。此人陪着邦德通过入境处，坐进了一辆面包车。穿过火车站时，邦德不由得被在车站广场上露宿的成百上千的乡下人惊呆了。其中有些好像在那里安营扎寨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了，在这里吃喝拉撒睡，从这里出去寻找生计。有些向旅游者兜售商品，提供服务，这同干净整洁的大都市风格的九龙车站形成鲜明的对比。
广州是中国的第六大城市，大约有350万人口。它是华南的交通、工业、贸易中心，有造船业、钢铁联合企业和其他工厂，生产大量的轻、重工业产品。它是孙中山国民革命的发祥地，从20年代到1950年共产党军队占领广州前，它一直是国民党的巢穴。香港够拥挤的了，但同广州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大街上挤满了车辆，每个十字路口都会堵车。大多数人都是骑自行车外出，主要街道上辟有专供自行车行驶的线路。露天市场遍地开花，还有许多醒目的广告牌，上面画着团结一心的工人形象，他们眼望前方，向往着光明美好的未来。
面包车沿着解放北路向南转上东风中路，然后拐入一条大街，开了大约有五分钟左右，弯进了一个大院子。里面矗立着一幢八层高的大楼，陪同他的人说，这就是他们的公司。
那人陪着他进入大楼，在来客登记簿上签了名，然后被带到三楼的一间办公室里。
“等在这里。”那人说，离他而去。
邦德在一把直背椅上坐下，房间里只有一张会议桌与几把椅子。天气溽热，空调没有开，也许是坏了，也许根本没有。邦德不得不用手帕擦汗。
一会儿，一个男人出现在门口，他西装笔挺，40来岁，个子不高，不会超过一米六五，但身体敦实，一头黑发，留着小平头，长着狮子鼻，戴一副圆镜片的眼镜。
“皮卡德先生吗？”他用英语问，“我是王祖康。”
邦德站起身，与他握手：“你好！”
王毫无笑容，说：“旅途愉快吧？”
“不错，谢谢你。”
王祖康还是板着脸：“我们谈正事，你知道我将接管欧亚公司。”
“是的，当然知道。我必须承认，你的那份文件使我们大为震惊。”
“盖伊·萨克雷是个傻瓜，”王说，“他一直守口如瓶。他本该在我1985年第一次与他见面时就告诉你们。真是个白痴。他不应该举行那次记者招待会，告诉全世界他要卖掉公司。他根本没有什么可卖的！他怎么啦？”
“他被汽车炸弹炸死了。”
王眯起眼睛，“这我知道，为什么？谁干的？”
王的举止不讨人喜欢，似乎与皮卡德说话就是对他莫大恩赐似的。
“没人知道，王先生。”邦德礼貌地说，竭力想使他们的谈话气氛轻松些。“好些人认为你参与此事。”
“我？”王喊道，“你指控我吗？”
“我没有指控你，王先生。我只是说香港有人怀疑此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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