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还干了些什么？是不是仅仅吃了一些蛇，喝一些酒精？”
“我是这样而你不是。”汪若海笑着说，“你还干了些别的，你主要是在干别的。”
“是刑法规定不许干的那些事的哪一种？”
“谈恋爱。”汪若海笑，“可以按流氓罪类推予以惩处的那咱当时你在谈恋爱，爱的死去活来，每天早出晚归自言自语爱得脸蛋红扑扑的，还一个劲儿向你们保密赌咒发誓只是玩玩，其实动了情全当别人是傻子。”
“我还有这事呢？”我脸红地笑。
“你有，而且你还特古典，每天写情书什么的，经常提一些天上的星星人间万物之类的借物咏声，那美好的抒情能麻死个人。”
“惭愧惭愧。”我笑着问汪若海，“那女的是谁？是不是绝代佳人？”
“女的说实在也就家常。”汪若海说，“实在不怎么的，也不知你看上她哪点了？当时我们觉得你可能是在革命洪炉中素狠了，不忌油腻，更细的我也说不上来，因为你才样不让我们见她。那时你纯洁，我不好意思，而且你还挺拿这当事，我们开你几句玩笑你时不时犯急。我只记得那女的老背一个灰包，是不是这具不好说，当时这种包俏，差不多是个女的就背一个。”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我笑着说，“那会儿好象是有一个女的老跟在我屁股后边。”
“你说反了吧？”
“甭管谁跟谁了吧，反正我记得那女的没你说的那么惨，有几分姿色，不光我，你们全跟狼似地追着人家。”
“我闪全跟见了狼似地躲着她。”
“别客气别客气。”我兴奋地说，“我好象想起来了。”我掀开化妆盒，拿出一只口红，从旧相拽过来一张报纸，草草地画了个女人嘴脸，举起给汪若海看。“是不是这型的、额头比较高，嘴比较在，眼睛有一人多深。”
“你搞昏了。汪若海平静地说，”你那个‘情儿’和这正相反，是个比较扁平的华人。“
“没错。”我扬手把纸一扔。“这我比你清楚，漂亮，侦破改言情了——你知不知道后来我们为什么，嗯，分手了？”
“不知道，”汪若海闷闷不乐地说，“我认为你们从来就没好过。”
“不可能，肯定是我把她甩了。我越发地想起来了，那姑娘是挺迷人，我干吗把她甩了呢？年轻时净干傻事。你还记得她叫什么住哪儿？”
“干吗？”汪若海吓了一跳，“你还打算找她？”
“嗯，”我一本正经的说，“一来我们两口子叙叙旧感慨感慨；二来没准她能说得出我那七天在哪儿？十有八九我是跟她在一起。你不是说我当时特爱她吗？”
“我可没说你爱她，我是说你爱你的扁平羞。”
“谁的扁平忧？你这么称呼我爱人我可不高兴，说吧，你还记不记得她说什么？”
“不知道。”汪若海说，“一概不知——真的不知道，不蒙你。”
这时，门一声响，那对男女风尘仆仆地外出回来。他们见我在家又讲来客气一番，我也客气地对他们说这是在我自己家咱们每天见面就不用老请安了。北京人也不全是旗人。那对男对自去梳洗休息后，我和汪若海又说起高洋的事，提到最后一次吃饭汪若海说：
“你当时饭后确实没跟我们一起走，这点我和许逊的记忆一样。我总记得咱们那次吃饭是七个人，可你说的有个穿条格衬衫的人我也有印象。他老跟咱们在一起，好象是高洋带来的，后来就不见了。这人挺阴的，跟谁都不太说话。你在药店上班寻会儿，那七天去了哪儿？说实话，我不清楚也可能哪儿也没去扎一娘儿们窝儿里闷了七天，但也的确有人说那阵儿在昆明一个什么饭店登记住宿时看到你和高洋的名字。她去你们住的房间找过你们，见着了高洋没见到你，说你成心躲看不见她，明明卫生间里有人，高洋却骗她你上街了。她靠近生气，跟我说时还带着气。说你顶没劲，好像特怕全世界的女的一见就要跟你结约，其实全世界的女的除了中国农村的柴禾妞儿和非洲的土著妇女外没人和你结婚。”
我笑。“乔乔现在还在老地方卖糕点吗？”
“不知道。”汪若海说，“我这么多年与世隔绝早不知谁是谁了。我最后一次听见她声儿是在‘炮局’，她在隔壁预审室里嚷，假装受了冤枉，听说公安局早想收拾找不着茬儿，逮着一件小事把她教养了。”
“教养的话，这么些年也该出来了。”
“谁知道她有没有接着犯事。反正我是没她消息。这种人我也是不敢沾了，就是大街上碰见我也避远远的。”
“我陪你。”我笑嘻嘻地又递给汪若海一支烟。“当年你是怎么折的？大家都说你入室抢劫，也有人说你倒红宝石，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事说起来我也够冤的。“汪若海笑笑说，”哪来的入室抢劫呀更甭说红宝石了，有红宝石我自个不留着呢。我就是到一个认识的港客房里聊天，临走顺了他一皮包，没想到正赶上宾馆清查，都走出走廊了被人堵了回来，包里就区区几千港币耽误了我八年。正赶上打击，也他妈不讲理，胡判，我最近正准备找他们给我平反呢？“
“我听人家可不是这么说的。”我笑着看着汪若海。“说你拿着颗大个红宝石满世界晃人，被连人带物一齐拎住，那红宝石是国宝，原来镶在你奶奶的缎子小鞋上，你奶奶是宫女，你爷爷是太监，民国初年两口了私奔时从宫里盗出来的。”
“别扯淡了，我爷爷是太监有我吧？”
“真的真的，你爷爷要不是太监就是清朝的八三四一。人家说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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