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得分或大声遗憾或喜出望外，他们甚至都没注意到这是方枪枪的手笔或者以为顺理成章：语文老师不在语文课代表代为批改作业——还有比这更自然的么？
一些认为自己分低了的同学找方枪枪改分，方枪枪痛快地给他们都改了5分。同学们欢天喜地，方枪枪也踌躇满志，这似乎意味着同学们认可了他的新权力。
干的不坏老方——他在内心大声表扬自己，想象那是老师的赞语：没看出你还真有两下子。
朱老师回班上课看到方枪枪批改的作业，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冷笑两下，一句表态的话也没说。
不说话就是默认了。方枪枪鼓舞自己：立功的时候到于是，那成了一个惯例，只要朱老师生病请假他就主动出马给全班同学批改作业。
只有陈北燕对他的行径提出抗议：不要验，真拿自己当根葱了。
全班被他用5分贿赂了的孩子都支持他，吵吵嚷嚷地说：就让三王判吧。
我这是临时负责，朱老师回来我还让给她。方枪枪又腼腆又自豪，对大家许愿：我保证不瞎判，让大家信得过。
有段时间，他真的使全班同学都信得过，都高兴，都觉得语文课不用好好学。老得5分都烦了。有舆论要求他判一些4分以示大家还是有区别的。
后来，情形大变。随着拥戴面的扩大和权力的合法化，一种庄严感降临到方枪枪身上，他像一切心灵纯洁的人一旦屁股坐稳就渴望正义，雁过留声，当清官——那意味着严格要求别人、威重恩薄和有错必纠。
他很苦恼，也很果决，对全班同学发生讲话：我觉得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都得5分。那不反映咱班有些同学的真实水平，可不可以不那么判了，多少严一点……
同意。没等他讲完，全班同学就一齐用拍桌子跺地板表示支持。他留给同学们的印象是那么没原则，标准低下，就是稍稍提高一点又有什么可怕的？只有大王二王这俩文盲不希望有任何改变，高叫道：我们俩必须老得5分。
好好好，你们俩老得5分。方枪枪一口答应，问大伙：其他同学还有什么要求，没要求我就改了，到时候你们可别怨我。
同意——同学们又是一阵喧嚣，喝了蜜似的个个咧嘴大笑。
经过几天恶毒想象，方枪枪煞有介事地公布了“翠小一年级六班语文作业判分新规定”；他提高了判分的标准，必须是打字机才有可能得5分。另一项主要改革在加大了惩罚的力度，增加了一些新条款——当他想出这些坏主意时禁不住自个先乐翻了。
写错一个字罚抄两百遍（朱老师只要求一百，他涨了一百）。
字面擦脏了，罚抄整页纸（朱老师对此没要求，这是他的发明）。
得了3分的一律罚站，每分10分钟，少1分加10分钟（这更是闻所末闻）。
第一次按照这个新规定判完作业发下去后，全班大哗。平时成绩好一向得5分的同学这时大惊失色地发现自己再努力也只能得4分甚至3分，因为没人能像打字机一笔写对所有中国字，更别说像它那么工整了。那些平时学习成绩就不怎么样，总是得3分2分的同学更惨了，就认识零了，从头到尾看不见一个比它更大的数目。
这可是你们同意的，现在不许反对了。3分以下的同学都站起来。方枪枪神气活现地发号施令，叫大王二王：谁不站起来，你们俩得5分的去拖他起来。
大王二王分头行动，连打带骂，班里同学怨声载道，一站就是一片。
从此，六班在上语文自习课时总有一多半人是站着的。不知道的人路过六班，会以为这班椅子不够或者学生纪律不好。
一些同学如此习惯站着，一到语文课就自动站起来。有的坐着的人实在受不了周围林立的站立者形成的包围圈——那像落在陷阱里——也干脆站着。
很多人学会站着写作业，手练得很长；眼睛都成了下斜眼。
那天，他终于逮到陈北燕的一个错，“家”字没划出那个提钩，当即判了3分，撂下笔喝令陈北燕站起来。
陈北燕不肯从命，还说：你有什么权力罚我——我是班长。
方枪枪拍了桌子，亲自过去拖她。陈北燕岿然不动，他把两手插入她的腋下，等于抱她起来。
一松手她又坐下。如是再三，方枪枪只得抱着她站在那儿，膝盖顶着她两腿，陈北燕仍是坐着的姿势，只不过是凌空坐在方枪枪腿上。全班同学都觉得有趣，一片笑声。
陈北燕也笑了，坚持她那个象征性的坐着姿态。
方枪枪也坚持不放下她——大半个身子悬空像是个热心肠甘愿给人当坐垫，一边嚣张地、困难地举起一个手指气喘吁吁宣称：上语文课就得全听课代表的。
那手指放下来时他感到一阵欣慰，那是篡党夺权分子成功后的感受。
这次他干得太过火了，也不太走运，忘了年级已经给他们班派了一班李紫秋老师来代课，此时正逢李老师进门。李老师推门进屋发现全班的同学都站着，有两个还撂在一起，姿式十分不雅。
干嘛呐，你们干嘛都站着——还有那二位，你们在于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完成作业。方枪枪慌忙从陈北燕身下闪出来，擦着满头大汗说。
全班都没完成作业？李老师难以置信说，怀疑地望着方枪枪：你是干嘛的，班干部？
语文课代表。方枪枪谦逊地回答。
班干部在哪？李老师问。
陈北燕举手。
把全班作业拿上来。
方枪枪和陈北燕交手，像善于运掌的八卦高手几个回合把她挡在一尺开外，转身从自己课桌内拿出全班作业，双手捧着，毕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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