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过，他们家住陆家浜路的弄堂。职业和身份都相距甚远，所以也很难判断出祖父是做什么的。在阿明眼里，祖父就是一个老头，养了一只画眉鸟，每日喝几两绍兴花雕，夏天的晚上，在门前用自来水浇一块凉森地，放一张竹躺椅，与人说说掌故。在南市，尽是这样的老头，身后都带着一串来历。那来历大体上总是，先前发迹过，然后世事不济，败落下来。所以，在这里的历史气氛中，就又带着衰微的迹象。也因此，这里的历史感是让人感到压抑的。但是，阿明的母亲，却是一个新型的女性，她毕业于中华职业学校初级班，学商科，和父亲在同一家公司做事。父亲年长母亲三岁，同业同事，生相也很登配，很自然地，就有热心人牵线，结为夫妻。然而，事实是，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很快就表明这桩婚姻并不合适。
阿明的母亲属于那类公司职工自发组织国庆或者春节联欢会上，参加歌咏表演的积极分子。她曾经写过几份入党报告，甚至有一次，已经填了申请书，可结果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被考虑。父亲也说不上有什么问题，只是与几家小粮食厂的老板有交情。交情也谈不上什么大交情，不过是在一起喝酒，吃饭，收受一点小恩小惠，就给人留下“过从甚密”的印象。“三反”“五反”时受了审查，虽然没查出什么实质性问题，但却生生耽误了妻子的入党。母亲闹了一阵子离婚，又报名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其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腹中还怀着阿明的妹妹阿援，她表示随时可去堕胎。但又不单是因为这，身份，年龄，家庭，儿女，因为什么都不可能批准她，只得作罢。夫妇之间，从此有了裂隙。从此可看出，父亲是个没什么志向，也没什么心气的人，母亲却相反。所以，这两人就不止是性格不同，而是涉及到人生观的大方向了。大人的事情，小孩子认识不到很深，因为与生俱来，就全盘接受，以为本该如此。在阿明他们，习惯了父亲是屈抑的，他对母亲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有什么要做的吗？”下班回家，星期日起床，饭后睡前，总是那一句话：“有什么要做的吗？”有一回，阿明放学回家，推开门，不料父亲已下班，坐在天井里吸烟。听见门响，以为母亲回来，敏捷地一掐烟头，转身道：有什么——看是阿明，他愣一下，就像是依着惯性，坚持把下半句话说完——要做的吗？但脸上的表情却变得戏谑了。阿明发现，父亲其实有他的风趣，只是被母亲压抑住了。
母亲的声色覆盖了整个家庭，但也幸好如此，他们的生活才由此变得明朗一些。就如阿明偶尔中的发现，父亲是个风趣的人，可纵然这样，他到老也不过是祖父那样的老人。环城电车线里面四处皆是的，精明，世故，本分又有点油滑的人。他们实在是有些闷的。母亲呢，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免显得夸张了，有时，甚至会使孩子们难为情。他们都多少秉承了父亲保守的性格，只有妹妹阿援例外，她和母亲相像。在她幼年时候，就在母亲她们编排的小戏里扮演一个角色，一个哭宝宝，一上台就咧了大嘴哭，哭到最后，由解放军叔叔找到妈妈，才破涕为笑，这个“妈妈”就是他们的母亲。演到此处，台上台下一片笑声。父亲也笑，笑得有些窘。他们兄弟仨则一律低了头，赤红着脸，是气恼的表情，好像大家的妈妈却让阿援一人占了。就这样，他们家的男性成员，笼罩在了女性的阴影之下，其实呢，这阴影是明亮的光。
星期天的上午，母亲吩咐父亲在天井墙头插碎玻璃片，这是弄堂人家的防御工事，专针对窃贼，兼防野猫。父亲一个攀在墙头；底下三个兄弟，阿大和水泥；阿二砸玻璃瓶；老三阿明挑出最尖利的递给父亲。阿援呢，坐在小板凳上唱歌。这就是他们家的合乐图。但他们三个都不对阿援生妒，首先是家庭中女性的当然地位决定，还是因为，阿援使气氛变得活跃了。阿明和阿援年龄最靠近，只差一岁多点，小时候在一个幼儿园，然后又在一所小学校，而人们很少看出他们是兄妹。女孩子通常蹿得早，阿援的个头就要超出阿明，她又是个抛头露面的家伙。阿明呢，悄无声息。阿援一入少先队，就是大队长，臂上佩着三道杠。阿明早一年人队，却一道杠也没有，一长不长。说起来很有趣，阿明和阿援，有些像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情形。但他们不像父亲和母亲那样生隙。虽然表面上很冷淡，内里，他们自己都不觉察的，有一种亲密。阿明的弄堂作品，是由阿援向人作推荐：这是我们家阿明画的！她从来不称哥哥，而是直呼其名。她指着画里的人物介绍这是谁，那是谁，说得全错。阿明也不作更正，埋头走过去，似乎那人与事和他毫不相干。有时候，阿援意外得一张香烟牌子，立即跑来送给阿明。阿明淡然接受，无惊也无喜。阿援并不见怪，下一回得了，还是激动万分地奉上。阿明心里是触动的，触动的倒不是阿援知他喜好，而是，阿援能够如此坦然并且生动地表达感情。学校举行活动，白衣蓝裙的阿援站在合唱队前领唱，嗓音清亮，领唱男生则是小公鸡般高亢的歌喉，两人一并起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时代的光明颂。阿明不由要为阿援骄傲，可他就不能对他的同伴说：这是我家阿援。
其实，像阿明和阿援，是最通常的兄弟姐妹之道。因天然是手足，就不必往心里过的，无须有意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