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表示惊奇。
然后，妇女把伊万交给那个男人。这人对伊万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办法：什么也不问。他给伊万量体温，数脉搏，看伊万的眼睛，还用一只小灯往他眼里照了照。接着另一位妇女就过来给他帮忙，他们往伊万背上戳了几下，但并不痛，用小槌把儿在他前胸的皮肤上画了些什么记号，又用小槌敲了敲膝盖，敲得伊万两条小腿直往上弹。往手指头上扎了一下，取了一点指血，又往肘弯处扎了一针，还给两只手腕戴上了胶皮手镯。
伊万暗暗苦笑，越想越荒唐。可不是吗？他本想警告人们来历不明的顾问可能给大家带来灾难，本想抓住那家伙，结果自己反而落到这么个神秘的办公室里，来给这些人讲自己有个舅舅叫费奥多尔，住在沃洛格达市，讲他怎么酗酒之类的事情。太荒唐了！
伊万终于被放开了，又被护送回病房。给他端来了早点：一杯咖啡、两个溏心鸡蛋、几片抹着黄油的白面包。
伊万吃喝完毕，决心等见到这个机构的主要人物时，再要求他认真地、公正地处理自己的问题。
他果然等来了，而且是吃过早点后不久。伊万的房门突然打开，进来许多穿白罩衫的人。走在众人前面的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他举止文雅，脸显然经过认真的、像演员化装似的仔细洗刮，一双眼睛既讨人喜欢，又很有洞察力。全体人员都对他恭而敬之，因此，他的到来显得十分庄严。伊万暗自想：“真像本丢-彼拉多！”
是的，他无疑就是这里的主要人物。他坐到小凳上，其他人侍立左右。
“我是大夫，姓斯特拉文斯基。”坐下的人友善地看了看伊万，自我介绍说。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这是他的……”另一个把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人小声对主要人物说，同时把记载着伊万情况的那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递给他。
伊万心想：“嘿，给我建立了一整套档案呀！”这时主要人物用他熟练的目光迅速阅读着纸上的记载，不时发出“嗯……嗯……”的声音，时而用一种听不懂的语言同周围的人交谈一两句。
伊万伤心地想：“和彼拉多一样，他也懂拉丁语……”但这时伊万却听清楚了一个词：“精神分裂症”。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哎呀！这个词恰恰是昨天那个可恶的外国佬在牧首湖畔提到过的，今天在这里又由斯特拉文斯基教授提起来了。
伊万惶恐不安地想：“他连这事也早就知道？”
主要人物像有这样一条行为准则：不论别人对他说什么，他都要表示赞同，表示高兴，还要用“好极了，好极了……”这几个字来表明自己这种态度。
“好极了！”斯特拉文斯基说着，把那张纸交还给旁边的人，转而问伊万：“您是诗人？”
“是诗人。”伊万抑郁地回答，同时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一种对诗歌的无可名状的厌恶感。他想起一些自己写的诗歌，不知为什么觉得这些东西现在都使他厌恶。
伊万也皱着眉头向斯特拉文斯基提了个问题：
“您是教授？”
斯特拉文斯基殷勤地、很有礼貌地点了点头。
“您是这儿的主要负责人？”伊万继续发问。
斯特拉文斯基又微微向他一躬身。
“我需要同您谈谈。”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意味深长地说。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呀。”斯特拉文斯基回答。
“是这么回事，”伊万开始讲了，他觉得已经到了他讲话的时候，“这些人把我当成疯子，我讲的话他们谁也不愿意听！……”
“啊，不会的。我们要十分认真地听听您的话，绝不允许任何人硬把您当成疯人。”斯特拉文斯基态度严肃，极力解除伊万的顾虑。
“那我就对您说说。昨天傍晚我在牧首湖湖边遇见了一个神秘人物。说是外国人吧，又不像外国人，他事先就知道柏辽兹的死，他还亲自看见过本丢-彼拉多。”
大夫的随从人员都一声不吭、纹丝不动地倾听着诗人的叙述。
“彼拉多？就是那个和基督耶稣同时代的彼拉多吗？”斯特拉文斯基眯缝起眼睛看着伊万问道。
“就是他。”
“噢，”斯特拉文斯基说，“您是说柏辽兹让有轨电车轧死了？”
“就是昨天，在牧首湖公园旁边，电车轧死的，我亲眼看见的，而且那个神秘的公民……”
“那个认识本丢-彼拉多的人？”斯特拉文斯基问道，他的理解能力显然比别人强得多。
“正是他，”伊万表示肯定，一面暗自琢磨着斯特拉文斯基这个人，“正是他事先就说过，说安奴什卡已经把葵花子油洒了……柏辽兹恰恰是在那个地方滑倒的！您瞧这事儿，啊？”伊万意味深长地望着大夫，指望自己这番话会引起他的强烈反响。
然而，他所期望的反响并没有产生，斯特拉文斯基若无其事地接着提出了下一个；司题：
“安奴什卡是什么人？”
这个问题有些使伊万扫兴，他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
“安奴什卡在这件事上根本无关紧要，”伊万不耐烦地说，“鬼知道她是什么人。反正是个住在花园街上的傻女人。重要的是那个家伙，他事先，您明白吗，事先就知道葵花子油的事！您明白吗？”
“我完全明白。”斯特拉文斯基一本正经地说。他扶了一下诗人的膝盖，又说，“请您别激动，接着讲吧。”
“那我就接着讲，”伊万也尽量附和着斯特拉文斯基的语气讲话，因为他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懂得：唯独镇静对自己有好处，“我是说，那个可怕的家伙——他自称是顾问，那是撒谎——他具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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