辫上的碎发全染了金，烁烁地闪。她的眸子也是金的，像异族人一样。她喊了一声又掉回头去，专心在藤间掏，掏出了什么，往篮子里连连地扔。原来是手指头细的山芋，残留藤上的。她翻着藤，拉出有山芋的，叫何民伟快捋。自己又到另一堆藤里去翻。有人从地头经过，又以为他们糟蹋地，就跺脚骂：小浮尸，作什么孽!他们爬起来，一左一右提了篮子跑，跑出这块地，又到了那块地。城市郊区的地零散得很，尤其是种这类杂粮和副食，都是在地角地边。他们飞快地跑在田埂上，身后不时传来“小浮尸”的叫骂。有几次，他们中的一个从田埂上滑下去，踩在抽干水、割完稻的稻茬地里，还没站住脚，又被另一头的篮襻拖起来了。郁晓秋跑得真叫欢，几乎要飞起来的样子。何民伟不晓得人家搞过体育，单觉着这女生同其他女生两样，不矫情。他们很快就对这侵袭和逃跑的游戏热情高涨，他们惊乍着蹲下爬起，跨过地垄，在网状的纵横交错的田埂上奔跑。篮子越来越重，终于跑不动了，这才立定。弯腰喘一阵，又笑一阵，然后得胜回朝。这晚上，是将中午的干饭用油盐炒了，再将山芋头煮进早晨的稀饭里，然后端进屋，送到各人手中。先上干的，再上稀的。人们就坐在被窝里吃，开始还是拒斥的嘴脸，很快，禁不住肚饥和油香吸引，狼吞虎咽起来，结束了这一日的抵抗运动。
乡间的落魄的生活又继续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头。学校研究决定，每个连队委派一名学生去上海收伙食账。他们连，自然就由司务长何民伟跑这趟差了。每个人，无论男生女生，都写了家书托他捎带，还有那些早就买下的土产品，也托给他捎去家中。他的行李就变得很繁重而且啰嗦，肩上负两个旅行袋，用绳子系了，一前一后搭着，手上各是一只缚了脚倒悬的鸡。有一只鸭被砻糠噎死了，否则就还多一只鸭。大家拥着他，走上二里路，搭上长途班车，眼巴巴地看着车门关上，开走，扫起一阵尘土，向了他们想回回不去的城市驶去。何民伟下车，摆渡，到上海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奇怪的是，他并没感到上海的繁华，反而，觉出了荒凉。这一个月间，上海就像经历了大事情，玻璃窗上，贴了白色的米字条，这就有了战争的气氛。人和车又都少了几成，街头宣传的舞台也空寂着。直到他走进自家的弄堂，面朝后弄的灶间，虽然都门紧闭，却遗漏出一些灯光和油锅的烟气，使他感觉到心里安定。忽听楼顶晒台上有尖而脆的小姑娘声音，叽叽喳喳，雀似地喊：何民伟，何民伟!是他两个妹妹，从不喊他哥哥，都是直呼其名。底下后门已经开了，是他姐姐。楼梯上一串响，就像是滚下来的。姐姐妹妹前呼后拥着，却无人接他的东西，他也不要她们接，就这么上了楼。正是晚饭时节，桌上已摆好碗筷，赶紧加了一副。父母都在干校劳动，家中只这几个孩子，见他突然间回来，自然喜出望外。姐姐差妹妹去买熟菜，自己又炒了虾皮鸡蛋。生活依旧是蒸腾的，倘不是窗上的米字条，就像以前一样，以前父母不在，他们小鬼当家的日子一样。
何民伟家窗户上的米字条，是由两个妹妹贴窗花似地贴上去的。他们的姐姐已在第一批毕业生分配方案中，分到一家著名的造船厂做行车工。两个妹妹，分别是小学三年级和二年级，小学生还有管束，两人每天手拉手上学，又手拉手回家，做伴玩耍。他们的父母，均是行政机关里的一般干部。两人又都不是那种闹革命出身的干部，而是中等人家，受过教育，四九年时，被人民政府招募去做文员，一个是财会，另一个则做打字，誊抄，速记。说是干部，其实是职员。“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这一家可说是安然无恙，虽然夫妇都去了干校，却并不是那种惩罚性质的，是一整个机构都搬下去。大孩子也到了能管家的年龄，可把家交给她。老大是女孩子在此时便显出优势，比较令人放心。不知是天性，还是他们有意鼓励，老大很有主见，虽然两人内心都更喜欢老二一些，不仅因为是惟一的男孩，还因为这孩子生性秉厚，从不仗了自己是独子欺凌姐妹，相反，倒是那几个姐妹要欺负他。他们都是旧式家庭出来，又受了新式教育，保守但却明智。他们认为男孩到世道里做人的责任要重大一些，是有意不宠他。也看出姐弟几个实则很要好，也是性格搭配得好，大的专断些，二的却肯让，三的四的就干享福。
何民伟的寡言，和家中有三个姐妹有关，喜鹊闹枝似的，喳喳喳说个没完，他即便能说也插不上嘴。女孩子的世界，又总是和平的，那些小心眼儿，碎嘴，计较，其实温柔如水。所以，在何民伟寡言的表面底下，是内心的宁静。他的宁静不是思想型的，用思考和书本来充实内心，而是一种实际操作的性质。比如他姐姐妹妹玩珠子玩撒了，他会一粒一粒替她们捡起来；春天，母亲带他们几个到机关大院挑马兰头，姐姐妹妹玩疯了，只他在树底、草丛一株一株地寻找，用剪刀尖剜起，抖净根上的土，放进篮子；父亲要给旧铁床上新漆，先要铲去锈迹，也是他和父亲，在弄堂里，一人持一把螺丝刀，埋着头，从日东到日西；还有他在乡下一笔笔的伙食账，米里拣砂，菜里拣虫。大人都说他负责，有耐心，持之以恒，其实是来自内里的宁和。他并不是对某一件事特别有爱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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