盯着看，也有点酸。她不断地看表，越看表越觉着时针走得慢，她怀疑表停了。
好容易挨到工间操时间，她赶紧放下活儿，同大家一起走出工场间，站在弄堂里，她觉得很惬意。几个青年在捉弄阿兴，一会儿叫他唱歌，一会儿叫他跳忠字舞，十分恶劣。大家都呵呵地乐，连端丽也乐。她既觉得很缺德，想想人家家里人知道了，会如何难受，可又从心里想笑。她笑得很响，很放肆。
两个女青年学着骑黄鱼车，一直骑到马路边上，不时惊声尖叫，以为要翻车了。一个小伙子奔过去乘机找便宜：“叫我一声阿哥，我教你们踏黄鱼车。”
“叫你阿弟！”
“好极了，再叫叫看！”
“阿弟！”
不知他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象麻雀窝被捣了似的一阵叽叽喳喳的鸹噪，然后便是乖乖的叫“阿哥”的声音。接着，便看见那小伙子踏着车，两个女孩子坐在后面，三个人脸上都带着满足和兴奋的神情，慢悠悠地骑了回来。
也许仅仅是昨天，端丽还会觉得他们又无聊，又轻浮。可今天，她同大家一起笑，觉得很有趣，很开心。工作太枯燥了。一点点极小的事情会使人振作。简单的劳动使人也变得简单了。
十五分钟极其迅速地过去，工作又开始了。端丽感到手指头的每个小关节都酸了，她已经是下意识地机械地操作。她清楚地听见时钟的滴达滴达。弄堂里有小孩子的嘈噪声，几个小孩背着书包登登登地穿过工场间上楼了，这是楼上人家的孩子。终于，放工的铃声响了，端丽走出工场间，一身轻松。夕阳很柔和，天边染上了一层害羞似的红晕。马路上自行车铃声丁铃铃地响着，象在唱一支轻松而快乐的歌。一个一定是被老师留了晚学的调皮孩子，头顶书包，在行人的腿间钻来钻去，招来一阵怒骂。生活象流动的活水，端丽是水中的一滴。她心情很好，很开阔，她从来没体验过这种心情。
回到家，咪咪告诉她，姐姐来信了。端丽忙着淘米做饭，让来来念给她听。多多的信写的十分懂事，一上来就写：“亲爱的妈妈、爸爸（她把爸爸排在妈妈后面）、弟弟、妹妹：你们好！”然后又向爷爷奶奶问好。接下来就写他们的生活，她说他们基本上不大干活，每天睡懒觉，很开心。这个星期吃了一次肉，老师带他们一起走了二十里路，去一个叫什么陈水桥的小镇上吃了馄饨和大饼油条，很开心。晚上，大家早早钻被窝，吹灭了灯，讲鬼故事，吓得夜里不敢起来上马桶，也很开心。只是有一点，很想家，每个人都哭过一次。不过，老师悄悄地对他们说，可能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似乎这消息是来自一个很遥远很神秘的指令。老师叫他们不要说出去。所以多多也叮嘱妈妈千万不要说出去—然而这消息却被来来十分响亮地念了出来，端丽赶紧让他小声点—最后，多多又让妈妈保重身体，不要太劳累，叫弟弟妹妹听话。端丽听到这里，眼泪汪汪的，觉得自己这么多辛苦没有白费。甚至觉得吃了这么多苦而听来女儿这么几句话，是非常值得的事情。
这天夜里，非常意外的，文影回来了。和另一个女生一同来，那姑娘坐都没坐，和文影一起将带来的花生、竹笋、香菇分了，说了声“明天见”，便提了自己的一份回去了。
文影虽只去了五个月，但大家都觉得如隔三秋，全家老小都披衣起床了。文影黑了，瘦了，却还精神。婆婆先是高兴，跑进出打水潽蛋，倒洗脸水，忽又想起文光，远在北国，不知何时才能见面，不觉又落下泪来。文影情绪倒很好，有说有笑，反比过去话多了，也活泼了。她谈到那里的山，山上的树和泉眼；谈到集体户里为一顿饭一担水的拌嘴；谈到那里的乡下人都叫做老表。大家饶有兴趣地听着，听了半天，才想起问她，是怎么回来的，出差还是探亲？文影回说看病。什么病？大家一愣，文影诡秘地眨眨眼睛，不回答，大家只以为是妇科病，便也不追问。一看，时间已过两点，就此打住，都回去睡了。
端丽却睡不着了，想想觉得有些奇怪，推推丈夫：“文耀，你觉得文影有点怪吧？”
“有啥怪？”文耀莫名其妙。
“话多得很，同她平素很不一样。”
“出去见过点世面了，锻炼出来了嘛！脾气又不是生死了不能改的。”
“我总觉得不对头，她到底是来看什么病呢？”
“我看你有点神经病了！”文耀翻了一个身，睡了。撇下端丽一个人胡思乱想了好久，不知什么时候朦朦胧胧睡着了。
第二天，她下班回来，正遇那与文影同行的女同学从家门出来，浅浅地打了个招呼，擦肩而过了。回到家，见婆婆坐在她屋里，愁容满面，叫了声端丽，连连说：“前世作孽，前世作孽！”
“怎么了？姆妈。”端丽慌了，心中那不详的疑云浓重扩大了。
“端丽啊！妹妹生的是这里面的毛病啊！”婆婆点点太阳穴。
果然。端丽的心往下沉了沉。
“文影本来就不请愿去，心里不开心，夜里老是在被子里哭。后来，她上海那个男朋友写信去，意思说不谈了。她看了信反倒不哭了。发毛病了呀！”
“这个人真不讲仁义，当时他横追竖追，是他主动的呀！不过，一个在上海，一个去乡下，确实也不好办！”
“这种毛病叫花痴，老法人家讲，要结婚才会得好，这哪能弄啦！”婆婆捶捶桌子又哭了。
端丽赶紧跑去把门关严：“姆妈，万万不可被听见。这种病不能受刺激，一刺激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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