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能不能治，怎么治。可以说，凡到北京来的脑神经外科的病人，基本上都是一些绝望中的病人。诊室里除了病人，病人亲属，还有好几个进修医生，教授看片子，他们就也伸过头去看片子，教授做诊断，他们就拿出手里的小本子记。另有一个小女警察，仗着那身制服、可能也仗着年轻是女的，混了进来，两手展着一张片子，上身前倾立正着恭守在教授身后，只待教授万一偶尔回头看到了她，她马上见缝插针送上片子请专家看一眼，那是她母亲的颅脑片子，都说长了瘤，有说是纤维瘤有说是胶质瘤，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瘤，不同到一个是生一个是死。她得让专家看一下，哪怕早一分钟，否则，她那颗女儿心难以安宁。人多混乱比冷清有序要好，对刘会扬来说，所以当他扭开门进诊室的时候，居然就没有人轰他或问他什么。至于谭教授，这时眼里一向是只有病人别无其他的，非常专注，专注到这种程度：病人走了之后，常常他能记住的只是那人的病却记不起是男是女。刘会扬站在谭教授身后的进修医生的身后，拿着两万块钱，像那个小女警察一样，屏息静气伺机而动。
当时的病人是一个四岁的孩子，妈妈抱着，父亲在一边站着。孩子左眼闭着，右眼因眼珠子突出眼眶外而无法闭合，他软软的依偎在妈妈怀里，没精打采，只在谭教授伸手过去扒他眼皮时尖叫了一声，大约以为会给他造成疼痛，后来见没什么威胁，就再也没吭一声；坐的累了，就把细细的小手臂横放在谭教授的诊桌上，把头埋上去趴一会儿。谭教授拿起他的片子看，有时候两张一起对比着看，在他看时，孩子父亲就在一边说：“先是说左眼看不清东西，后来就一点也看不见了，最近发现这只右眼也不行了；一直发低烧，说鼻子痒。跑了好多家医院，后来哈尔滨的大夫说，到底做不做手术，还是上北京，上您这来看看再说。”
这期间谭教授不说话，不看他，只专注地看片子，进修医生也凑过头去看，年轻人没事干就也跟着看，那是一张张深浅不一的黑色片子，如同照片的底片。谭教授看完片子对母亲说：“把孩子抱出去吧。”待母亲抱孩子出去后他方对父亲道：“颅内鼻腔都有，眼眶里也有，做手术可以，但肯定拿不干净。手术最好的结果，拿掉一部分肿瘤，但是视力难以恢复。”
孩子的父亲沉默了一会，神情疲乏消沉——妻子刚抱着孩子离开他就一屁股在那张椅子上坐下了——显见得为孩子的病他已经耗上了全部体力精力，停了一会，他问：“肯定是肿瘤吗？”
“这得手术之后才能确定，看片子是；但也不排除骨纤维异常增殖。第二种情况不会影响生命，但同样不可能全部切掉。……”
父亲不甘心地问：“视力呢？”
“不可能恢复。”谭教授口气温和态度斩截，这是外科医生的特点，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决不会为了安慰同情就模棱两可。听谭教授如是说那位年轻父亲像他的小儿子那样，把一只手臂横放在了桌子上，头趴了上去，像是非常累的样子，但年轻人感觉他是在哭。谭教授继续说：“手术不手术，你们考虑。”
这时父亲抬起头来，又问：“如果手术，视力也不能恢复吗？”
“不能。”
父亲沉默一会儿，起身，“谢谢主任。”出去了。他刚一出去，马上有一穿白大褂的女医生带着一个病人进来了，手里挂号单、病历倒都齐全，大约只是想先一步就诊而已。女医生热情地招呼了一声“主任”就把手中的挂号单病历递了过去，谭教授看了看挂号单的号，按顺序排在了桌上那一长排诊号的里面，让进修医生“叫下一个”，女医生对熟人做了个“没办法”的表情，带着人出去了，看得年轻人心生敬畏，同时也紧张，下意识捏了捏手里的两万块钱。
“下一个”还没进来，那个四岁孩子的父亲又转了回来，向谭教授问：“主任，你说那些片子他们有没有可能给拍错了？”
谭教授答：“绝无可能。”
于是，在那父亲再次出去时，刘会扬也随之悄悄退出了，如同那位绝望的父亲放弃了他的孩子，刘会扬放弃了来之前对谭教授的打算。奶奶听孙子说完了他的所见所闻后也说，“以后也别去了。这个人怕是不会收这个钱。”又安慰他：“交往人不在一时，你给了我根针，我马上就得还你根线。”刘会扬点头，心里却想，交往人，有的时候还就只能是在“一时”，比如他和谭教授，不论身份，年龄，行当，这“一时”交不了，以后也就别想交了。心情沮丧的他当时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他会与谭教授的女儿认识，并且，会能够这样亲密。……
谭小雨轻手轻脚进家，家里所有灯都熄了，包括一向睡觉很晚的爸爸。但小雨进家后还是直奔爸爸房间去了。时间已近半夜，她毫无睡意，脑子清醒得像一个透明的玻璃鱼缸，这个时候上床等于受罪。她必须找一个人谈谈，谈谈刘会扬。爸爸认识刘会扬。
爸爸睡着了，发出睡着时的均匀的呼吸声。小雨在门口站了许久，最终还是轻轻叹了口气，离开了。是夜，谭小雨不知在床上折腾了多久才睡去，醒来时已是上午十点，她跳起来穿着睡衣就去了爸爸屋。爸爸屋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人已经不在了。小雨来到妈妈房间。
“妈，我爸呢？”
“他今天有课，医生进修学院。……你昨晚上几点回来的？”
小雨伸个懒腰：“回来的不算太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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