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组织，我得为它取个名字。我不希望名字里有‘世界’、‘资源’、‘防护’、‘野生动植物’、‘基金’、‘保护’及‘原始’等装腔作势的字眼，你们可以把这些字串起来形成一些组合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原始资源保护基金会，世界资源保护基金会，等等，不一而足。我需要平实而有新意的名字。一些名副其实的字眼。我正在思考这样的名字‘研究问题并解决它’。除非首字母放在一起不行。但这也许是一个优点。这个组织里有科学家、现场研究人员、经济学家及工程师——还有一个律师。”
“这个组织要干什么呢？”
“要做的事太多了！比如：没人知道如何保护原始地带，我们就留出大片大片各种各样的原始地带，采取不同的经营策略。然后我们邀请外面的组织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作出评价，并对我们的策略进行修正。然后我们再去经营。一个真正通过外界评估的循环过程。没人这样做过。最后我们会掌握经营不同地带的大量知识，不是对其进行保护。你保护不了。它们会一直变化，不论是什么样的变化。但你可以对其进行管理——如果你知道怎么做的话。这些没人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领域，管理复杂的环保系统。”
“好的……”
“我们还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环境遭到破坏的最大原因是贫穷。饥饿的人们顾不上污染问题。他们操心的只是食物。现在还有五亿人口在挨饿。五亿多的人没有干净的饮水。我们需要设计真正有效的传输系统，进行测试，让外面的人去验证，一旦我们知道这些有效，就广泛应用。”
“听起来很困难。”
“如果你是政府机构或者理论家，就困难。可是如果你只想研究问题并予以解决，你就不会感到困难。这一切都是私人的。私人的资金，私人的土地。没有官僚主义。管理层出百分之五的职员和资源。每个人都出去工作。我们会把环境研究当做一种生意来做。摒弃那些无用的东西。”
“为什么没有别的人这么做呢？”
“你在开玩笑吗？因为这是很激进的事。面对事实，所有这些环境组织分别都有三十、四十、五十年的历史了。他们有高大的建筑，崇高的职责，庞大的职工队伍。他们可能付出自己的青春梦想，可真实情况是，他们现在已经成了机构的组成部分。机构又总是力图保持现状。就是这样。”
“好。还有别的什么吗？”
“技术评估。第三世界国家会跳跃式前进。这些国家跳过有线电话，直接使用手机。可是没有人做得出像样的技术评估，什么有效，怎样平衡不可避免的缺点。如果你不是一只鸟，你会觉得风力是神奇的。那些东西成了鸟儿们的断头台。也许无论如哼我们都要建造风能发电机。可是人们不知道如何去看待这些东西。他们只是装腔作势或者自以为是。没有人去做检测。没有人进行实地研究。更没有人敢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解决的办法可能与你的人生哲学相悖离。对大多数人来说，坚持信仰比取得成功更为重要。”
“真的吗？”
“相信我，你到我这样的年龄时，你就会知道这是真的。接下来是有关用于娱乐的土地问题——土地多功能使用的问题。这是一个马蜂窝。没有人去碰。这个问题，很热门，很尖锐，好人只是放弃或置之不理，或者把它淹没在无数的诉讼案件里。可是那样也于事无补。答案可能在各种各样的办法上。可能有必要规划某些地区作这样或那样的用途。但是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行星上。有人喜欢歌剧，有人喜欢拉斯维加斯。许多人喜欢拉斯维加斯。”
“还有别的吗？”
“还有。我们需要一种资助研究工作的新机制，如今科学家的地位很像复兴时期的画家的处境，画家必须画赞助商们所希望的画。如果他们很聪明，就肯定会在他们的作品中巧妙地迎合赞助商。这种迎合不是公开的，但是很巧妙。对于那些会影响决策的科学研究，这不是好体制。更糟糕的是，这种体制会妨碍问题的解决。因为如果你去解决问题的话，资金就没有了。一切就会发生变化。”
“什么变化？”
“我是这样想的。让科学家们对他们的资助熟视无睹。对研究的可行性进行评估。我们可以让在同一领域进行研究的不同团队对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决策。如果真那么重要的话，为什么不这样办呢？我们将推动改变期刊对研究成果进行报道的方式，在同一期刊上出版有关文章及同行的评论。这样就会让每个人检得自己的行为。让期刊从政治中摆脱出来。编辑们公开对某些问题表明立场。这些人有问题。”
埃文斯说：“还有呢？”
“要加上新的印记。如果你读到某些作者的话，‘我们发现人类污染引发的温室气体和硫酸盐对海平面压力产生可探测的影响，’听起来好像他们身临其境，做了测量似的。实际上，他们只是进行了模拟试验。他们谈起来好像模拟试验就是真实的数据。可惜不是。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赞成这样一个印记：警告：计算机模拟试验——可能会出错，没有经过证实。就像香烟上的警告一样。把同样的印记印到报纸上，在新闻广播里播放。警告：投机——可能血本无归。你能在所有的头版上看到这样的警告吗？”
“还有吗？”这时，埃文斯笑了。
“还有几个事情，”莫顿说，“但都是些重大的事情，处理起来会非常困难。要付出辛勤的劳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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