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重于娱乐的神情。姑娘们都很喜欢他这种样子。
但几年之后，这东西不再神奇了。这小盒子不通人情，使人时刻不得安宁。在他看来，腰里挂着这东西便表明他不再是自己。他自始至终是在随时听候某个更高权威的召唤，不管这呼叫多么反复无常——护士凌晨两点想确认医嘱；捣蛋的家属在病人的术后治疗问题上无理取闹；在他来到会场后还会呼叫他去出席这该死的会议。
现在，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就是他回家后把这小盒子扔到一边的几个小时。人们再也呼叫不到他了，他也因此变得自由自在，他喜欢这样。
拨号的时候，他的目光穿过自助餐厅落到了他剩下的几口苹果馅饼上，“莫里斯医生。”“莫里斯医生，２４１７。”
“谢谢你。”这是七楼护士办公室的分机号码。大学医院的主要分机号码他早就熟记在心。他拨完护士办公室的号码。“莫里斯医生。”
“喂，你好，”一个女护士说。“我们这里有个女的，她有一只小旅行包要交给病人哈罗德·本森。她说是私人物品。可以转交给他吗？”
“我马上上来，”他说。
“谢谢你，医生。”
他回到盘子前，拿起盘子，端到垃圾处理区。这时，他的寻呼机又响了。他转身去回电话。
“莫里斯医生。”“莫里斯医生，１３５７。”
那是代谢科的电话号码。他拨完号。“莫里斯医生。”
“我是汉利医生，”一个陌生的声音说道，“我们不知道你能否过来看看一位女士，我们认为她可能患有甾醇性精神病。她是一位溶血性贫血患者，来做脾切除手术的。”
“我今天不能去了，”莫里斯说，“明天很忙。”他想这是轻描淡写的陈述。“你找过彼得斯吗？”
“没有……”
“彼得斯在甾醇性精神病方面很有经验。找他吧。”
“好的。谢谢。”
莫里斯挂上电话。他走进电梯，按了按去七楼的电钮。他的寻呼机第三次响了起来。他看看手表，六点三十分，照例是他下班的时候了。但他还是回了电话。找他的是儿科住院医生凯尔索。
“想扭扭屁股吗？”凯尔索问。
“行啊。什么时候？”
“嗯，半小时以后怎么样？”
“有球吗？”
“有。在我车上。”
“球场上见，”莫里斯说完又补充道，“我可能要晚一会儿。”
“不要太晚，”凯尔索说，“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
莫里斯说他尽早过去，随后挂断了电话。
七楼静悄悄的。医院的其它大多数楼层是闹哄哄的，这时候早已挤满了家属和探望者。但七楼始终是静悄悄的，护士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安详平静的气氛。
办公室的护士说：“她在那边，医生。”说完她便朝坐在长沙发上的一位姑娘点点头。莫里斯走到她面前。她年轻而又非常漂亮，一身俗艳的娱乐行业的打扮。她长着两条修长的腿。
“我是莫里斯医生。”
“安吉拉·布莱克。”她起身和莫里斯握手，显得非常正规。“这是我带给哈里的。”她提起一只蓝色的旅行包。“是他叫我带来的。”
“好的。”他接过她手里的包。“我会负责交给他的。”
她犹豫不决，随后说道：“我能见见他吗？”
“我看最好不要。”本森现在一定是剃光了头发，手术前被剃光头发的病人常常不愿见人。
“就几分钟时间？”
“他使用了大剂量的镇静剂，”他说。
显然她很失望。“那你能带个口信吗？”
“当然可以。”
“告诉他我回到我原先的公寓厂。他会明白的。”
“好的。”
“你不会忘吧？”
“不会。我会告诉他的。”
“谢谢你。”她笑了笑。尽管她戴着长长的假睫毛，浓妆艳抹，可这微笑还是挺迷人的，姑娘们为什么要把她们的脸弄成那样。“我想我现在该走了。”她走了，短短的裙，长长的腿，迈着轻快而又坚定的步伐走了，他目送她走了，接着他提起了那只似乎很重的旅行包。
坐在７１０房门外的那个警察说：“进展如何？”
“很好，”莫里斯说。
莫里斯把旅行包拿进房间的时候，警察朝包看了一眼，但什么话也没说。
哈里·本森正在收看电视里播放的一部西部电影。莫里斯调低音量。“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带给你的。”
“安吉拉？”本森笑笑。“是的，她的长相很漂亮。没有很复杂的内部机械，但有漂亮的外表。”他伸出手来，莫里斯把包递给他。“她把东西都带来了吗？”
莫里斯望着本森打开包，把东西摆到床上。一套睡衣睡裤，一把电动剃须刀，还有一些剃须后搽的润肤霜和一本平装小说。
接着本森拿出了一个黑色的假发套。
“那是什么？”莫里斯问。
本森耸耸肩膀。“我知道我迟早会需要它的。”他说完又哈哈大笑。“你总要让我出院吧，不是吗？早晚的事。”
莫里斯和他一起大声笑了。本森把假发套放回包中，又拿出了一个塑料盒。他了当一声打开了盒子，莫里斯看见一个塑料袋的套子里装着一套大小不等的螺丝起子。
“干什么用？”莫里斯问。
本森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接着他说：“我不知道你懂不懂……”
“什么？”
“我总是带着它们。防卫用。”
本森把起子放回旅行袋。他小心翼翼，几乎是虔敬地把它们收起来的。莫里斯知道，病人们，尤其在病重的时候，经常把稀奇古怪的东西带到医院里来。他们对那些物件存有一种图腾崇拜的感情，好像它们能保你平安似的。他记得有个患转移脑瘤的帆船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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