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晨，我们搬去了军分区招待所。我住一层，窗外就是一堵院墙，白天也需开灯。房间里三张床，靠墙的两张都住了人，一个是上海《解放日报》的记者，一个是电视台军事部的编导，我只有睡了中间。放下东西就去前台给海辰打电话通知他我搬家了告诉他新电话号码，当他听到“转一○三房间”时立刻大叫，说是你住一层了妈妈？我想都没想就说：“哪里，是十层，十层三号房。”
也想要把新电话通知姜士安的，电话都拨一半了又被我挂了，想此刻他也许正在休息，看他们昨晚的架势一夜不睡都有可能。
给海辰打完电话我去吃饭，招待所餐厅宛如连队的食堂，满目皆是军人，却又各自为政互不认识；饭菜碗筷都搁在餐厅中间那排拼作一起的桌子上，谁用谁取，令我恍然想起十年前的云南边防。一位同仁来晚了，坐在餐桌旁等服务员上饭，两手平伸放桌上东张西望，神情笃定悠然；这位同仁半路从军，到目前为止，经验只限于常态下的部队。当我走过去以老兵身份指点迷津时中间那排拼成长桌上的饭菜已被全部吃光，同仁这才感到了危机有点慌神儿，恰好这时两个服务员抬着一大笸箩花卷从里面出来，他一点不敢怠慢赶紧迎了上去，却被告知是送给抗洪部队的；我走上去帮着好说歹说，才给他要出了三个花卷，不用说，咸菜、鸡蛋、粥是没有的了。这位同仁委委屈屈将三个花卷和着唾液干咽下去，自我解嘲说也算领教了战时的滋味。
我们在餐厅外的空地处集合，那里已经有着无数我们这样等待出发的各路人马，都是些记者、编辑、文艺工作者。干事终于来了，居然还弄来了一辆车。我们上了车，在同行们羡慕的目光中绝尘而去。
由于了我的游说，我们去了龙开河。
因为是开阔地带，这里的太阳似乎更近，更亮，更热，刚走出车门，眼前立刻一片耀眼的白炽。举目四望，太阳底下人头攒动，前方，一道白色拦洪大坝拔地而起，已有三米来高的样子。这么热的天，现场人里却看不到用遮阳工具的。军人们是因为没有，有也不能戴，干活不方便，于是现场的老百姓也都一律光着个头，包括来送水的妇女们，约好了似的，不戴帽子不打伞，齐刷刷裸露在辣热的阳光下暴晒。我也是什么都没戴，还在北京时就想到了可能会不便于戴，老百姓大概同我一样心理：也算同甘共苦。我和同仁们散开，融入工地。
我背着包在工地上走走停停，寻寻觅觅。
……送水的妇女都守在士兵们身后，站着，一手拎水一手拿水具，警觉地注视着士兵们的一举一动，既得小心躲闪着不要让自己妨碍到他们，又要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把自己的水送上去。往往一个士兵送编织袋从大坝上下来，会有几个妇女围上前去。有一个妇女岁数大了，腿脚慢，总也抢不上，最后只得抓住了一个刚刚喝过水的年轻战士。“喝我的，”她乞求，“我里面加了菊花加了冰糖加了……”说着哽住，眼圈红了。小战士只好喝，咕咚咕咚又是一茶缸子。这是建国来我军投入兵力最多的这次战役的最大特点：兵马未动，粮草早已候在了四面八方；兵马乍出，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各类供给即铺天盖地源源不断。军队政治部门为此需设专人造册登记，把老百姓个人送来的物品记下，以便日后能够偿还。
……四位白皙清秀扛红色肩牌的三男一女在黑黝黝的野战军官兵里格外显眼，干活也不太利索，虽说已非常努力。不知是哪个军队院校的学员，大约是家在九江暑期回来探亲的。这是这次战役的又一特点，万众一心自觉自愿，从天而降的巨大灾难刹那间使人们懂得了个人和国家相互依存的弥足珍贵。
……大坝不远处是居民楼，居民楼下是一片荫凉，荫凉下睡着了一片士兵，铺着、枕着土坷垃，睡得像是孩子。一声哨响，士兵们呼啦啦跳起抓起手边的工具，列队，报数，清醒得仿佛从来就不曾睡着过。向右——转！齐步——走！军衣脏破风度不改，刷，刷，刷，毫不踌躇走进前方燃烧的炽热，那神情让人觉着前方纵是刀山火海枪林弹雨深谷断崖死路一条，只要一声令下，毫不踌躇——
一流的素质，一流的水准，一流的状态……
直到中午，没看到姜士安，或说，没有找到。中午同仁们回去我留了下来，午饭就吃工地上的盒饭，同几个年轻得可以做海辰哥哥的士兵一起，战时实行共产主义。吃饭时士兵们问我从哪里来。我就说你们看呢？就在这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同时身边的士兵纷纷跳起。我回过头去，是姜士安。脸似乎更黑了，两眼赤红，看来是一夜没睡。他边做手势让士兵们继续吃饭边向他们介绍了我，单位职务甚至还举出了我部分作品的名字。
离开士兵的路上我好奇地问他：“哎，我的情况你怎么知道？”自从海岛一别，我们再没有过联系。
他笑了笑，问：“你还好吗？”
“挺好的。”同时不由想起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在船上，他刚刚探家回来，他老婆给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哎，你孩子怎么样，都大了吧？”
“都上大学了。”
“真好！你爱人呢？”
“也挺好。”
该问的都问过了，一时就找不到话说了，毕竟近二十年没有见了。太阳晃得人无法抬眼，我们低着头走，他裸露的左胳膊在我视野里一闪一闪，那条胳膊肌肉毕突油黑锃亮，下端腕上，套一只白金属链的手表，粗表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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