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会眼睛发直。
和中国许多传统的工艺大师一样，因为心无旁骛，他的技艺在他的那个领域里越来越精深，而对别的事情却越来越隔膜。那种对命运执著的怀疑精神、辨析能力、形而上的思考，原本正是他们抗家男人的内在精神资质，方越却很少涉及这个领域，因此避开了精神领域里的一个个重大的暗礁。职业给了他另一种狂热。即使是现在，沦落到最底层了，他的脑子转来转去，转到后来，又回到了他的瓷器上。他呆呆地望着南山出神地想：那修内司窑，到底是在哪一片山林之中呢？
一个女人扭着屁股向他的方向走来。走走停停，那样子很是古怪。方越能够感觉到她的样子像谁，但他没有往细里想。实际上方越是很喜欢女人的，这仿佛是画家艺术家的职业习惯，但他确实也已经好几年没和女人打什么交道了。妻子死后数年，刚刚缓过一口气，准备考虑续弦的问题呢，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他出神地看着那女人在春天原野里的身影，女人穿着一件阴丹士林蓝的大襟衣衫，下面是一条差不多颜色的蓝裤子，整个人的样子，就像一只正在向他走来的祭蓝葫芦形瓷瓶。这年头还能看到这样的线条，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他正想人非非呢，就见那祭蓝葫芦瓶喊开了：“喂，你是不是方越，喂，杭方越，杭方越，要死啦，我到处找你，山上都爬过一圈，你快过来，你快过来，你阿爹叫我一定寻着你，啊哟皇天，我总算寻到你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嘉和开始害怕听到来彩的尖嗓子，害怕听到她那高亢的一声：杭家门里——-电话！他知道这样是不公正的，她甚至连一个传递消息的人也算不上，她只能算是一个传递消息的工具。如果那些消息是不幸的、悲哀的，那和来彩有什么关系呢？
昨天夜里得放突然打电话来，嘉和心里一惊，就叫叶子去接。电话是得放的声音，没有了平时的故作镇静，说是嘉平爷爷在牛棚门口的大操场扫院子呢，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块飞砖，从墙那头飞来，不偏不倚，就砸在爷爷后脑勺上，当场就把爷爷给打倒在地。医生看了，要求病人卧床休息。造反派想了想，还是把这个花岗岩脑袋推出去了事。他们心里或许还暗暗赞许那个放暗箭扔飞砖的家伙，帮他们做了一件好事。这些天来他们对付这个老家伙可把他们气坏了。
直到这时候，革命群众才发现杭嘉平这个人很怪：他不是共产党，挨不上党内走资派的边；也不是国民党，挨不上台湾反共老手的边；他甚至连个民主党派都不是，说他和共产党没有同心同德，更挂不上号；且也没有资产，和资本家没什么关系；他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你又不能说他不革命，因为他几乎可以说是从十七八岁就开始革命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所有的进步事情他都参加了，你说该把这个哪头不落实的老家伙靠到哪里去呢？造反派们总觉得太便宜了他，可再想一个什么整他的办法还有待于研究。正琢磨呢，墙外飞来横祸，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叶子接到这个电话，回到家中，三言两语把事情交代清楚，就开始收拾东西，一边说：“迎霜看家，我们先一起去一趟马坡巷，到那里再看是你留下还是我留下。”嘉和吃惊地看了一眼妻子，在昏黄的灯光下，叶子突然一下子挺拔了许多，甚至人也高出了一截。她说话的口气也变了，点石成金般的，她自己也没有感觉到，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前，她还是嘉平妻子时的神情了。
在马坡巷，得放已经把爷爷接了回来。从前那两间朝北的小房间，现在成了祖孙两个的栖息地。嘉平躺在得放的小床上，面色苍白，但精神还好，看见他们来了，还摇着手说：“不要慌不要慌，我那是吓吓他们，找个理由好回家的，那么敲一下哪里就敲出祸水来了。要那么容易出事，我这一年老早死过去一百次了。“
嘉和坐下来，看着弟弟的脸色说：“还好还好，我倒真给你吓一跳。你先不要动，我们想想，接下去怎么办？”
两兄弟在商量着怎么办的时候，叶子麻利地走到了另一间屋子，铺床，打扫屋子。这是她第一次到嘉平家里来，但她熟门熟路，像个在这里居住过几十年的主妇。她先是到厨房里烧好了开水，喂嘉平吃药，然后和嘉和一起扶着嘉平回到他的那个小房间。她甚至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装上一个窗帘，还有一盏台灯。女人啊，就是生活。三个男人默默地看着这个女人在忙碌，那种心惊肉跳的、手忙脚乱的哆陵，仿佛意识到灾难太大只有责无旁贷地挑起，竟神奇地消失了。
嘉平的小床旁放着一张躺椅，叶子点点它说：“谁守夜谁就躺在这里。”
嘉平连忙说：“不用了不用了，我现在已经好多了。没事情，让得放守夜就可以了。“
嘉和连忙说：“夜是一定要守的，哪怕装装样子也要装的。这次既然回来了，就要想办法不再回去。“他说话的声音很低，但决心很强。
“那你看谁留下来呢？”叶子问。
嘉和想了想，其实他出羊坝头门的时候就想好了，只是他不想那么快地就把自己的主张说出来，他不愿意让嘉平和叶子有任何的尴尬，他要让这件事情做得天经地义，看起来也天经地义。他掏出一个信封，交给叶子，说：“这个月的工资，你们先拿去用。我想想还是你在这里守好一些，顺便好给他们做一点吃的。我们单位里也是三日两头地找我，他们造反，茶又不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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