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却烦躁地说，“我真不理解，一个人怎么能在集中营里蹲了八年之久，出来的时候依然故我……我要是你，如果克劳特人那样斜着眼睛看人，我非打发他去医院治疗不可，他要是龇一龇牙；恼了我，我非把他的蛋子踢破。”
“唉，算啦，算啦，”安讥讽而不安地说。
“你也太不象话了，”莫斯卡说，但对安他还是付之一笑，安一直在咒骂那些在黑市里鬼混的人，她曾经被他们骗过。
利奥慢吞吞地说，“你忘了我是半个德国人，而德国人的所作所为，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德国人，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也是人。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后来我生活得挺好，我过着一种新的生活，我要是对别人残酷了，我伯会有辱于这种生活。”
“你说得对，利奥，”戈登说，“我们需要更为理智，而不能感情用事，我们应当用理性，用符合逻辑的行动去改造世界，共产党是相信这一点的。”
对于戈登诚挚的纯洁的信仰是无可非议的。
利奥一直盯住他，“对于共产主义我只知道一件事。我父亲就是一个共产党人，集中营根本没能折服他的精神。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了条约，这个消息传进了集中营后，我父亲很快就死了。”
“假如那个条约对于拯救苏联是必不可少的呢？”戈登反问道，“假如那个条约对于全世界从纳粹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是必不可少的呢？”
利奥把头低了下来，紧紧地用手捂住脸上搐动的肌肉。“不，”他说，“假如我父亲非那样去死相，整个世界不值得拯救。那才是感情用事，而不是你所说的党所需要的理智。”
此后的片刻沉默，他们听到楼上孩子的哭声。“我去改造改造他，”戈登说。他的妻子对他感谢地笑了笑。
戈登走后，安对利奥说，“对他不要介意。”她的声调完全没有任何变化，因此没有任何不满意丈夫的意思。然后她去厨房煮咖啡。
晚上的谈话结束了，彼此握手告别。安说：“明天，我去向海莲辞别一下。”戈登对利奥说，“别忘了和教授的事，利奥。”利奥点点头，戈登缓慢又恳切地补了一句：“祝你们交好运。”
他们离开后，戈登将门从里面反锁上，走回起居室。他发现安坐在椅子上正想着心事。“我想和你谈一谈，戈登。”她说。
戈登示以微笑。“嗯，我就在这儿，有话就说吧。”他感到一阵强烈的恐惧。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当他们谈到政治，即使安与他的观点格格不人时，同她说话也不能生气。
安站起来，在房间里神经质地蹬来踱去，戈登在察言观色。他爱那张诚实、轮廓不鲜明的宽脸，那扁平的鼻子和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她是纯粹的撒克逊后裔，他暗想着：然而看上去仿佛是斯拉夫人。他怀疑这两者是否有联系，他还需仔细察看一番。
安的话深深地触动了他。她说，“你必须放弃，你一定要放弃。”
“放弃什么？”戈登懵懵懂懂地问道。
“你自己知道，”带着那种可以理解的惊恐，她毅然说出了这件事内心所承受的痛苦是多么地巨大，他哪儿还会气恼，沉积在心头的只有绝望。安注视他的脸色，她走过来，跪在他的椅子旁。只有当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才变得软弱、温柔，说话几乎是恳求。她说：“因为你是共产党，丢掉了你的工作，我不生气。可是，今后我们怎么办？我们得为了孩子想一想吧。你必须能找得到工作，挣钱，戈登。你对政治感到如此气愤的时候，你失去了你所有的朋友，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亲爱的，我们不能啊。”
戈登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过身去，大为吃惊，不仅仅是因为她竟然能说出这种事情，而是因为他最亲近的人对于自己如此地不了解。她很可能这样认为：她丈夫会象戒烟或禁食一样地脱党。归根结底他必须回答她。
“我在替我们的孩子着想，”戈登说，“这就是我要当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因。你想让他怎样长大成人，是让他有象利奥那样的经历，还是让他成为莫斯卡那样的对他的同伙漠不关心的人呢？尽管他表示喜欢我，我却不喜欢他在你面前讲话时的那种神态，他可不管这些。我想让我们的孩子在健康的社会里长大成人，这种社会不会把他推到战争或集中营里。我想让他在文明社会里长大成人，这就是我战斗的目的。你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正在腐败下去。安，你是懂得这点的。”
安站起身来正视着他，不再那样温柔、恳切了。她很现实地对他说，“你不相信任何关于俄国干的坏事，可我相信，而且不少，他们不会使我儿子安全。我对我的国家就象人们对他们兄弟姐妹一样地有信心。你常常说那是一种民主主义的信念，可我不太懂，你难备为你的信仰作出牺牲，可我不被备让我的孩子为了你的信念受到苦难。戈登，假如我认为你死抱着那些信念不放，我不会阻挠你的，可是你应当想到利奥的父亲所遭遇的那些也一定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我感觉到当时他对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要你引以为戒。从更坏处着眼，你会颓废堕落的。你得退出来，你必须退出来。”她那张宽而平的脸上布满着固执的阴云，他明白固执是无往而不胜的。
“我看咱们是否互相了解一下，”戈登轻缓地说，“你想叫我找一个好的工作，过-个尚好的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而不想让我留在党内并因此陷入危难的境地，对吗？”
她避而不答。戈登接下去说，“我知道你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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